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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的“猛暑”中，日本知识界接连折损了两名重要成员：7月3日，著名文明学者、文化人类学家、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创始人兼馆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梅棹忠夫(TadaoUm esao)在大阪的家中悄然辞世，享年90岁；7月13日，著名汉学家、思想史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YuzoMizoguchi)因帕金森氏综合征于东京去世，享年77岁。前者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文理双修，在日本被称为“知的巨人”，但在中国的影响却似乎有限；后者作为战后日本“知识左翼”的一员、汉学研究重镇，其知与行均对中国学界产生过越界的影响。
“吾身有罪”
沟口雄三1932年出生于名古屋，幼少年时代经历过战争，自觉对那场战争有“原罪”。儿时曾见过一张发黄的照片：一个中国农民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于背后，眼睛被布蒙住；日本兵双手挥舞军刀，做斩首状；其他几名士兵在一旁围观。看过之后，便忘了，记忆被长久遮蔽。大约20年后，在东京大学中国研究会研习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资本主义讲座》系列，头一次接触到日军在中国和亚洲诸国的残虐暴行及各地抗日的实态，不知为什么，儿时的记忆突然复活，此后终身难忘，以至于他认为“记忆，与意识形态构成一个回路，才得以确立”。昔吉田松阴被勤王一方的僧人默霖劝诱“脱藩”，吉田思前想后无论如何无法从之，回信曰“吾身有罪”，权作答复。沟口对“吾身有罪”的表达有深深的共鸣。当然这未必意味着他认为自己身上有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或持日本应对中国谢罪的学术立场。作为学者，他历来反对学术研究与政治动机的“短路”，但这个记忆无疑成了他自身存在的“原点”，也是他后来研究中国问题时对“主体”问题念兹在兹的原因。
中学、高中时代，沟口是西洋文化狂热的追随者，全身心地拥抱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的小说和电影，用他自己的话说，“所有的细胞都散发出西欧文化的气味”。而中国的古典、小说，是断难入法眼的。抱着毕业后当外交官的理想，沟口进了东大法学部。确定第二外语选修科目时，开始被“顺理成章”地分到德文班，后受热心的中文教师的劝诱，决定到中文班“尝鲜”。待去学部办公室办转班手续时，被告知：“预定进法学部的人，学中文会导致人生的失败，大概是出于一时幼稚才有的想法。先把名字予以保留，如过半年决心仍未变的话，可转修中文。”被如此警告，年轻气盛的沟口二话不说便进了中文班。
虽说已然是战后，但教育的传统却来自战前。战前日本的外国语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是从英、法、德语三种之中任选其一，而中文则只是商业学校的科目。就是说，英、法、德语是基于对外国文化摄取层面的选项，而中文、西班牙文，则是商业道具而已。换句话说，现代中国文化根本未被当成是“外国文化”。当然，此所谓“中文”专指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自江户时代以来便以日文的汉文训读法研读、是正经的学问相比，现代汉语的学术性从未被日本知识社会所承认。战后，作为前交战敌国的中国又走上了与日本在意识形态上相背的道路，更加剧了传统的鸿沟。因此，沟口的选择，不无与明治以来日本近代教育传统的扭曲抗争的意味。战前，已经有竹内好等人开创了先河，沟口算是战后第一代汉学家。
东大时代的沟口，开始关注新中国的“人民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赵树理及其小说。从“细胞都散发出西欧文化的气味”的小资文青，到致力于普罗乡土文学“山药蛋派”的研究，这个转身不可谓不急，其主要动力当源自那个时代左翼知识人敏锐的问题意识。相反，对另一位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即留学北大、被视为日本现代汉学宗师的仓石武四郎的北京回顾谈之类的授业，沟口则颇有微词，认为其问题意识缺失，“不知所云”。
半道出家求学术
东大时代，沟口一方面帮忙家业，一方面继续做着外交官梦，同时还有另外一种人生设计。战败后的日本，会成为像丹麦那样的去武装化的农牧小国。这样的话，亚洲外交和农牧立国将成为必须。沟口梦想有一天能经营自己的牧场。为此，甚至尝试饲养过60只英国种鸡。外交官和牧场主，在常人眼里两种南辕北辙的选项，在沟口看来，却有着内在的逻辑。不过，由于家业方面的影响，沟口没时间准备外交官资格考试，与外交官和牧场主两个理想都“撒哟娜拉”。结果，毕业后十年，一直专心于家业，做起了贸易。但事务层面的历练，却让这个未来的汉学家提前“预习”了关于中国社会的功课，也使他看到了意识形态表象背后的东西。
纯商业的世界无法满足沟口的精神追求，他在工作之余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担任日中友好协会名古屋市的事务局长。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尚未复交，两国关系是纯粹的民间通商的关系。可突然有一天，中国代表团莅临，沟口被招到代表团下榻的酒店训话，当即被质问道：“遵从不遵从毛泽东思想？对武装斗争赞成还是反对？”当沟口表示拒绝“站队”后，竟遭从中国展筹委会名单上除名的“处分”。“中国的干涉那可真是蛮横无理没商量。”从自身的遭遇出发，对中国的“文革”，沟口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后来回忆说：
“若论当时我的身份，从中方看来，是日中友好协会在名古屋的大干部，‘文革’前就曾应邀访华，做过友好商社，实际也搞过对华贸易。这个时期名古屋的‘文革’追随者净是以中国为对象热心做生意的中小企业主。看到那种情况，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说是看一群为生活而出卖灵魂的人无表情的苦恼也好，看人强作欢颜也好。因此，我既不亲‘文革’，也不反‘文革’，而持某种与中国保持距离的立场。”
这段从事“中日友好”实务工作的经历，不仅未能加深沟口对中国的兴趣，反而令他索然，“极端地说，对现实中国正发生着什么已不再关心”。与此同时，他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即大学的研究生院)，重新埋头学术。此时的沟口年逾“而立”，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早年的同学，有的已成副教授。尽管有一些社会经验，但以学术的标准来说，沟口无异于半道出家。好在他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至此，沟口对事功层面的“出世”已然断念，惟学术是求。真也奇了，作为十年企业生涯的“代价”，沟口此前患有胃病，而专注学术仅一个月后，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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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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