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作人一生喜爱民俗学，但并非终身以此为专业者，因此他的民俗学思考及以道教为核心的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考察是与柳田民俗学无法等量齐观的。不过，作为思想家的两者之间确有诸多相通之处，特别是在周作人一方，从柳田国男的思想学说中得到了重要的影响与启发乃至共鸣则是无疑的。这里取主要者加以简要的比较参证。
第一，以现代民俗学的方法从民间习俗、礼仪、传说，而非正统史学的视角，注视平民百姓的精神生活史，同时把支配“常民”、“凡俗的人世”的固有信仰视为民俗学研究的终极课题，这是两人在民俗学方面最为相通之处。这里所说的相通之处当然主要是指周作人从柳田国男那里获得了诸多影响与启发，产生了学问上的某些共同点。周作人曾说:“对于乡土研究的学问我始终是外行，知道不到多少，但是柳田氏的学识与文章很是钦佩，从他的许多著书里得到不少的利益和悦乐”(《苦口甘口·我的杂学十四》)。1931年介绍《远野物语》时，则对柳田从民间入手考察国民生活及固有信仰的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远野物语》给我的印象很深，除文章外，他又指示我民俗学里的丰富的趣味。……因为他不只是文献上的排比推测，乃是从民间生活下手，有一种新鲜的活力”(《夜读抄·〈远野物语〉》)。
周作人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抱有平民意识，而重视民间习俗、信仰，从一般的国民生活史来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他一贯的主张④。中年以后围绕道教展开的有关民间信仰的考察正是这一思想主张的具体实践。这种观察传统文化的方法可以说与柳田国男民俗学相通似，亦可以说是接受了柳田的影响、启发而得以巩固和深化的。周作人在派别众多复杂的日本新兴民俗学思潮中，特别对柳田民俗学(亦称乡土研究)表示关心与敬佩，理由也正在于此。1934年在给友人魏建功著《古音系研究》的序文(收《苦茶随笔》)中，他特意提到柳田《民间传承论》第八章语言艺术的实例和理论，指出柳田主张从民间名物词语的发音以及语言的发达与变迁来看民族的生活历史，是极有意义又极难的观察文化传统的方法。直到1945年在论及整理中国历史、地理杂记类书籍之必要性的《十堂笔谈九:风土志》(收《立春以前》)中，周作人依然在强调国民生活史研究的重要性。
第二，周作人对中国的民间信仰，特别是与道教相关联的鬼神迷信有着独特的观察。他认为“中国民间对于鬼神的迷信，或者比日本更多，且更离奇，但是其意义大都是世间的，这如结果终出于利害打算，则其所根据仍是理性，其与人事相异只在对象不同耳”(《药堂杂文·关于祭神迎会》)。盖中国民众乃是现世主义者由此可以得到证明。这种认识无疑是周作人对中国民间社会长期观察的结果，而其中有柳田的影响与启发亦是明显的事实。正如他在《我的杂学》(收《苦口甘口》)中所指出:“我常觉得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日本则集中于神，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了解日本须得研究宗教。柳田氏著书极富，虽然关于宗教者不多，但如日本之祭事一书给我很多的益处，此外诸书亦均多可作参证”。
第三，如前所述，周作人对民间信仰特别是道教的考察前后有一个思想、态度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可以视为他二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主张传统批判到转向重视对传统再认识以至传统复兴，这一重大思想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其中对民俗学的关心，以及来自柳田民俗学的影响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笔者看来，周作人共鸣于柳田民俗学还有其更为深层的原因，即在历史观、平民意识以及对民族固有的传统诗意的追怀留恋等思想、感情层面上的相通之处。柳田国男是明治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但与现代日本追随时代潮流不断从西方取来新思想新理论对东洋传统以及国民性激烈批判的所谓进步思想家、学者或曰西洋主义者不同，他始终对平民的生活传统与精神苦乐抱以深切的同情和关注，希望自己的思想学说成为经世致用之学。这大概源于柳田内心深处对于祖先祖灵的真诚敬仰之念。如在《祖灵的行踪》中，他比较日本人的生死观与佛教生死观的不同，指出日本邻近的诸民族认为肉体死亡后，其灵魂便飞向遥远的他界，独有日本人认为“即使死去灵魂也不会离开这个岛国，而且始终在故乡的高山上，监护着子孙后代的生计，顾念他们的昌盛与发展。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代的文化产物，但想起来真是无限的怀念眷恋”(筑摩文库版《柳田国男全集》第13卷，第710页)。柳田由这样的敬仰祖灵之念引发了对于国土、民族的爱情，并与平民百姓始终保持着一种精神上的一体化关系。
周作人当然不具有柳田那样浓厚的平民感情，如许多研究者已指出的那样，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影响使他的思想明显地具有贵族化的倾向。不过，五四以来的周作人较早接受了平民观念，而后由关心儿童妇女及于凡俗的世人，更由民俗学而注目于民间百姓，这也构成了他思想性格的另一面特征。因此，在阅读柳田国男著作时，他能够很深地感触到那种与平民大众结为一体的特征。1935年10月在介绍柳田的《幼小者之声》时，周作人这样写到:
柳田说古昔的传统的诗趣在今日都市生活里忽而断绝，下一代的国民就接受不着了事。又说平常人心情不被珍重纪录，言语文章的用法有苛酷的限制。这都包孕着深厚的意义，我对于这些话也都有同感。也有人看了可以说是旧话，但是我知道柳田对于儿童与农民的感情比得上任何人，他的同情与忧虑都是实在的，因此不时髦，却并不因此而失其真实与重要也。(《苦竹杂记·〈幼小者之声〉》)
感慨古昔传统的诗趣生活的消失，对于儿童与农民的关怀同情，这是支撑柳田国男学问思想的最根本的力量。可以说周作人在加深对柳田的理解同时，深化了自己的平民意识并间接地促进了自己道教观的转变。
以上，主要以民俗学为核心概要地论述了周作人与柳田国男的复杂关系。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中国，周作人是理解日本文化最杰出的文人之一，他一生与日本有着深厚的关系，来自日本的影响及于其整个人生、思想、文艺创作。笔者在考察“周作人与日本文化”这一课题过程中，注意到他与众多的日本文学家、思想家，以及江户时代的文化等的广泛联系。但是比较参证之后，则感到与柳田国男的关系最为深刻。这里限于篇幅无法深入展开。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做出如下概括:代表日本民俗学最高水准的柳田民俗学思想，在二三十年代，经周作人的介绍在中国民俗界得以传播。同时作为中国民俗学拓荒者之一的周作人自身亦受到其影响，促进了自己的民俗学观念与方法的形成。这一方面显示了柳田学说的价值与影响力，一方面又暗示着同为东亚国家的民俗学有着与西洋相异的某些共通性。作为现代新兴的学说，民俗学与其他人文思想一样最初发源于西洋，并伴随着工业革命及殖民主义时代以来西方价值体系逐渐支配整个世界而传入非西方国家。纵观二百年来的近代史，非西方或曰现代化后进国家与地区几乎是在无法抵抗的状态下被迫接受西洋文明及其思想学说的。但是，柳田国男从学术生涯之初便执着于从本民族的现实与文化传统，特别是民间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并试图建立起与西洋不同的历史观及其价值体系(参见鹤见和子《漂泊与定住》，筑摩书房，1977)。柳田国男并非国粹主义式的西方批判者，但在导入与追随西方思想文化异常迅捷的现代日本，柳田国男无疑属于非主流的思想家之列，而在二战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则被视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学者。进入六七十年代以来，其思想、学说的本土性价值和非西方主义倾向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得到肯定的评价，并对思想界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观察周作人一生的思想总体倾向，很难说是彻底的非西方主义，但除去五四时代，周作人溢出中国的主流思潮之外，在重视固有文化价值、理解民间传统乃至文学创作中亦有一种与柳田相近的基于本土文化资源，寻求新的思考方式与价值体系的意识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周作人的思想与学问，在西方普世主义遭到强烈质疑的今天，依然有其再探讨的价值。
1999年8月于东京
2002年3月改稿于北京
（本文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9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文章来源：天涯－夜读知堂 2003-11-20 20:0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