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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民族志研究来说，有一个话题同样无法回避——即人类学家到底要从什么层面来看待和认识“历史的真实性”?它决定着职业人类学家在进行民族志研究时对“异文化”的解释态度。“对于任何一位人类学家而言，通过对神话奥秘探索的职业性研究，可以在神话思维、原始社会和历史之间建立起关联。”(39) 这里包含着三个基本的意思：(一)从事实的表象中把握深层的意义；在想像和虚构的叙事中洞察被遮蔽的历史真实。“以观察到的现象来反映无法观察到的真实。”(40) (二)打破刻板的“事实/虚构”二元分类。确认二者不仅可以转换和打通，而且确立虚构和想像的叙事本身就是不争的历史真实这一理念。列维-斯特劳斯曾以“当神话变成历史时”为题进行讨论：“我绝非不相信，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历史已经取代了神话，并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对于没有文字、没有史料的社会而言，神话的目的在于使未来尽可能地保持与过去和现在相同的样态……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将它构想成为神话的一种延续而绝非与神话完全分离的历史，那么，在我们心灵之中萦回不去的‘神话’与‘历史’之间的鸿沟，还是有可能被冲破的。”(41) (三)为研究方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途径：“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来观察和表现我们的研究对象，其中也包括人类生命的现象。第一种方法是考核和记录‘事实’；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已经确立了的事实的比较研究来阐明一些一般的‘法则’；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43)
就某一个具体民族而论，历史的“真实性”表现为一个民族或族群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记忆和选择。人类学家萨林斯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一书中，以夏威夷土著的神话传说与库克船长的历史事件的结构关系为例，打破了“想像/事实”、“神话/现实”之间貌离神合的认知界线，在神话与事实、主观与客观、分类与整合的内部关系结构中再生产出超越简单对“历史事实”的追求，寻找到了他称之为“诗化逻辑”(poetic logic)的东西。(43) 作为一个经典案例，一方面，库克船长在世界史上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有史可稽：1776年7月， 库克船长率领“决心”号和“发现”号等船队从英国的普利茅斯港起航，“发现”南太平洋诸岛。1777年船队再次考察访问了新西兰、汤加和社会群岛后，向北美洲航行，于1778年1月来到夏威夷群岛。库克船长惊奇地发现，岛上的居民是波利尼西亚人， 与南太平洋的岛民极其相似，显然属于同一个人种。对于库克船长的到来，夏威夷当地土著表现得异常奇异：“他们显然从未见过白种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好像认为库克是个神灵，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他从旁经过，他们就会匍匐在地，额首掩面。”(44)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原来当地土著民众相信库克是夏威夷神话传说中罗诺神(Lono)的化身。按照当地的神话传说，罗诺神是从大洋尽头出现并来到岛上的。库克船长的到来恰好与神话叙事相吻合。在1779年1月17日(星期天)， 当库克船长再一次返回夏威夷时，被当地土著杀死。颇耐人寻味的是，库克船长在死前“被当地首领们簇拥着，牧师们在当地的神庙(Heiau)举行庆典仪式， 把库克当作中心角色，确认他为罗诺神的化身。直到库克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一直受到当地土著的尊敬和崇拜。”(45) 于是，另一个更大的“神话”宣告产生：库克船长的“历史事件”满足了夏威夷“神话传说”的核心要件，二者共同完成一个新的“真实性”叙事范式。
为什么库克船长被当地民众尊为神却又要杀死他呢?这涉及原始部落文化中一个具有原型(archetype)意义的叙事，通行的解释是：“死”是一种获得“永恒”和“神化”转换的途径。“人—神”的转变通过仪式性的“弑杀”获得。“弑‘神—王’”(the killing of the Divine King)、“杀老”(killing the old)成为意义转换所必须和必要的仪式程序。弗雷泽在《金枝》中搜集了大量原始部落“杀老”、“弑神”的神话、巫术和仪式，(46) 旨在说明这一原型的普遍价值。它符合所谓的“神话逻辑”。其中道理就像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所引述：
夏威夷人与自然现象中活的东西的合一，即与神灵和其他有灵性的人的合一，用联系(rapport)这个词来描述是不恰当的，当然用交感(sympathie)、移情(empathie)、反常或超常、神秘或神奇等词来描述也是不恰当的。它并不是“超感的”，因为它有一部分与感觉有关，而有一部分又与感觉无关。它正是自然意识的一部分……(47)
萨林斯正是借助神话模式(myth model)中的“文化结构”，将表面上泾渭分明的两极：“历史/隐喻”、“神话/现实”成功地沟通。“夏威夷的历史经常重复叙述着自己，第一次它是神话，而第二次它却成了事件。”(48) 其中的逻辑关系是：(一)神话和传说的虚拟性构成历史不可或缺的元素。(二)对同一个虚拟故事的复述表明了人们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承。(三)叙事行为本身也是一种事件和事实，一种动态的实践。(四)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整个社会知识体系。对某一种社会知识和行为的刻意强调或重复都属于社会再生产的有机部分。它是虚构的，同时又具有真实性。虚构本身就是一种事实的真实性。
在这个历史民族志的典型范例中，人们发现英国的历史和夏威夷土著的神话同构为一个“历史事件”；促使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事像紧密结合的肇因还是“结构”。列维-斯特劳斯曾为我们做了一个同类的示范分析：他在一个印第安部族图皮那巴斯(Tupinambas)的“双胞胎”神话里早就发现了类似的历史结构：来自完全相反的结构叙事要素及意义，形成了“隐藏在表面上无秩序背后的秩序。”(49) 从涂尔干的社会结构论，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普遍文法”，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结构)到萨林斯“神话模式”等，学者们无不在“结构”中寻找“真实性”答案。虽然他们各自在“结构”的指喻和使用上不尽相同，但都超越对简单事实的纠缠，上升到了对“文化秩序”重构的高度。比如萨林斯所使用的“文化结构”，即指文化秩序的象征性关系的历史、表述与作用。(50) 在这一案例中，“对历史人类学的巨大挑战不仅仅是要知道事件是如何被文化所作用，而且要了解在过程中它是如何被重构的。”(51) 与传统的结构主义所坚持的“文化理性”不同，萨林斯超越了“实践理性/文化理性”的简单分类，“发现”或“发明”了另外一种结构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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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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