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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梁启超曾在《少年中国说》中热情地呼唤中国“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希望“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在去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国的“乳虎啸谷”，正是中国这只“虎”，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了希望。
中国人崇虎，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1987年，在河南濮阳出土的仰韶墓葬中发现壮年男性西侧有一蚌壳捏塑虎形，东侧则是一龙形，墓附近，还有两组蚌壳捏塑的龙虎合体和面西的奔虎形象。这一发现将中国人的崇虎理念追溯到了六七千年前。
中国古代的图腾中也少不了虎。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白虎被视为西方之神，象征春夏秋冬，也是水火木金的“四象”之一，在二十八宿天文观形成后，以每七宿为一象，组成东南西北四大区动物星象。
春秋战国五行说流行后，四象配色，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汉代道教盛行，四神大量出现在瓦当、铜镜及画像石、画像砖中。东青龙、西白虎、北朱雀、南玄武，成为统领四方的神灵。
在笔者收藏姚华所拓的汉白虎瓦当拓片中，图中的白虎昂首伸爪，尾部高扬，身长双翼，似腾云驾雾，气势威猛，形神兼备。笔者收藏的汉代鎏金带钩、鎏金温酒器和战国铜镜上的白虎形象，也都十分威猛(图1—4)，极具艺术性。
商周青铜器中的虎形象，多有凶猛、狰狞的一面。1957年，安徽阜南一位农民在月牙河打鱼，一张旋网撒出去，竟戏剧性地拉出8件青铜器，其中一件商代的龙虎纹青铜尊，高50厘米，重26.1公斤，堪称重器。腹部三组虎纹，虎头突出，瞪眼张口，虎身对称，虎口下蹲一双臂屈举的人，神情悲悯。这使人不禁想到另一件流失海外的“乳虎食人卣”，该青铜器直接把人首放入了虎口中。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艺术中一个具有宗教意义的人兽相伴的符号，或者说叫“人兽母题”。意思是，巫师借野兽张开的大口，嘘气成风，帮助巫师上天。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就持这种观点。这个解释一下就把“可怕”变为“可爱”了。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史》的中国部分，就曾把收藏于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阜南龙虎铜尊作为封面刊出。当年，毛泽东、邓小平都曾到安徽省博物馆观赏了这件龙虎尊，毛主席还绕着龙虎尊的玻璃展柜转了一圈，一一看个清楚。
其后，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又出土了1000多件文物，其中不少器物上都饰有虎，成了这批青铜器的一个鲜明特色。除有伏鸟双尾铜卧虎这样的变形虎雕塑外，9件虎形扁足鼎中，7件双耳上还铸有虎形，可见这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有关，是为了起到沟通天地神人的作用。
在汉代青铜镜中，多有“羽人戏虎”图像，其意义何在，专家还未作出解释。但虎吃旱魃，却是有些来历的。正因为白虎发威，把造成骄阳当头、赤地千里的旱魃吞食了，才带来了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笔者收藏有一只错金银的虎斗羽人的汉镇，不知为什么虎未吃旱魃，却斗上了中国的本土神仙——羽人，这也有待古代神话学家给我们作解了。
其实，在古人眼里，人与虎之间就是一种沟通天地神人的关系。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伏鸟双尾卧虎，虎身上有一只立鸟，就表现了虎与其他动物的和谐，中国古代艺术中御龙、御虎的形象有不少。人和龙虎，也并非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笔者收藏有三只汉代的合欢虎镇，一只是银的，一只是鎏金的(图5)，还有一只是错金银的(图6)。三只乳虎纠缠在一起撒欢作乐，十分可爱。汉代合欢虎有什么典故，尚未可知，但在《高僧传》里，却有北齐高僧僧稠“谐二虎”的记载，说的是北齐得道之高僧僧稠在王屋山修法途中，见二虎相斗，形状惨烈，乃施法力，使之相解，并阐佛法教义，加以度化，二虎则从此抛弃野性，和谐相处，并追随僧稠，弘传禅法，“僧稠谐虎”遂成千古美谈。
对虎的崇拜与虎的秉性是直接相关的。虎，被称为山君，它有君临山野的威猛，独往独来的无惧，斑斓矫健的雄美，虎视阔步的自信，这一切，使它具有王者之风。笔者收藏的汉代金银平脱四虎镇(图7)和立虎啸谷虎镇，都很有王者之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虎被认为具有驱邪镇魔的神灵作用。汉应劭在《风俗通义·祀典》中称：“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正因为虎被看成是能辟邪驱魔、吃鬼镇妖的神物，所以自汉代以来，就有除夕“画虎于门”习俗。虎成了威严、正义、力量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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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7-27 17: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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