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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启耀]“云南观音”阿嵯耶
  作者:邓启耀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8-18 | 点击数:7123
 


  云南人对观音比较乡土化的称呼是“观音老母”,在民间信仰中,她在整治孽龙、河妖、罗刹方面十分得心应手,在大理地区家喻户晓。传说,洱海龙王为了扩张领地,派三公主四公子到离巍山县城30余里的瓜江(红河上游源头河流)峡谷地带,想堵住西流的江水,把巍山坝子化为泽国。三公主亲眼见人间风景,不忍让百姓葬身水府,和四公子发生争执。四公子执意要按父王命令行事,正在紧急关头,一位面目慈祥的老婆婆飘然而来,把四公子化做一座小山,并在上面镇压了一个封川塔。三公主无颜见父王,也化为一座山和哥哥相伴,人称美女山,即现在的巍宝山。这位飘然而来的“面目慈祥的老婆婆”,就是云南的观音。

  但观音并非本地籍贯。她在进入大理地区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波折,和当地土著发生了冲突,或传教无人理会,弄得不得不掏出自己的心来给大家看。这个传说,已经凝固在剑川石窟中那尊引人注目的剖心观音雕像上了。

  在南诏大理时期的佛教艺术中,最被看重的便是观音造像。大理塔藏文物和寺庙塑像、晋宁观音洞壁画、大理国张胜温梵像长卷以及各种崖壁画、书刊木刻图像、脱模泥塑等,都少不了观音造像。在此不能不重点谈一下号称“云南观音”的“阿嵯耶”观音铸像。“阿嵯耶”与梵文Acarya(“阿吒力”)音近,“阿嵯耶”型的观音铸像基本特征是头戴化佛冠,发梳高髻(或称“菩萨蛮”发式),上饰多股丝束,有发箍、耳饰或头套;手结妙音天印,上身直立袒露,男身,仅饰项圈和臂钏;下身着“莎笼”式薄质透体长裙,重腰饰,另有腰带于正中打结并垂下,再一条饰带则在前面半挽后掖于两侧;赤足,或单立,或背有镂花火焰纹背光,其造型和《南诏中兴画传》、《张胜温画卷》上所绘“阿嵯耶”观音均为同一类型。铸像有金质、银质、银或铜质鎏金、青铜质等多种,最贵重者为一尊重达1130克、高26厘米的纯金观音立像,另一尊为高49.5厘米的铜质鎏金观音像,是目前已知最大的一尊。

  有关“阿嵯耶”观音的来历,学术界说法颇多。因为它太独特了,有的学者将其归入印度、缅甸系统或中南半岛系统;有的认为出于南诏、大理国本土,是当地民族融合几种信仰而成的一尊神祇。南诏大理众多的工匠和艺术家吸收来自各方的养分之后,都会经自己的手再创奇迹。现藏于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被称为“云南福星”的一尊青铜“阿嵯耶”观音像,就是一件出自大理工匠之手的铸像精品。有铸像裙裾背面的铭文为证:“皇帝骠信段政兴资为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等造记愿禄 尘沙为喻保庆千春孙嗣天地标机相承万世。”除祈福用意,明证此像为公元1147—1172年在位的大理国国王段正兴出钱为其子所铸。

  据专家的技术检测,证明大理发现的和流散欧美的一大批“阿嵯耶”观音像,都是原产于大理国时代云南的古代文物,全是真品。这些铸像严格按照统一样式制造,造像风格、手印一致,尺寸差别不大。但众多观音又不雷同,不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这说明在12世纪,大理的青铜铸造水平已具规模,且人才辈出。既有不改形制的统一标准,又有不同创作者在铸造过程中的微妙变化,造型、模铸工艺和鎏金技术已是十分精湛了。

  查史料,约绘于公元9世纪末的《南诏中兴画传》首见“阿嵯耶”观音之像,画传记载来自西域的梵僧到洱海地区传教,引入了铜铸的“阿嵯耶”观音。《南诏中兴画传》文字卷记有一段文字:“保和二年乙巳岁(825年),有西域和尚菩立陀诃来至我京都云:‘吾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如今安在?’语讫,经于七日,终于上元莲寺。我大封民始知阿嵯耶来至此也。”讲完圣迹故事之后,图传文字卷还记录了南诏王舜化贞的一篇敕令,算是佛教进入洱海地区的一个权威说法:“敕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借佛教之事,将南诏文化与几大文化交融的关系,一语道出。

  有关印度宗教艺术考古的Antiquities of Himachal一书中有一些作于公元7—9世纪的石雕、铜像和铸造于12世纪以后的铜像,尺寸不大,造型和云南的“阿嵯耶”观音颇为相似。无论怎么看,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观音,很值得研究:它有“阿嵯耶”观音类型,也有藏传或汉传佛教观音类型;有男身,也有女身。也许我们不要太介意这种混杂,不要太执著于什么“正宗真传”。南诏大理艺术的魅力,从根本上说,正来自这种站在十字路口的大胆交合。请看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大理国梵像卷》,就是一件杂交的杰作。论神佛,有来自东土,也有出于西域(如龙王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造型,有的有九头蛇的蛇冕,散发着浓重的古印度原始气息;有的则是汉地的文官武将,仪表堂堂);辨教宗,有藏密护法,也有禅宗祖师;说技法,有白描素勾,也有金碧重彩……真个是诸圣并举、人神共处、运笔赋彩、随心所欲,而这一切,竟毫无唐突抵牾之感,尽如一气呵成,让人看得目瞪口呆。这一切的意义,不在于什么“原生”、“派生”的考证,而在于它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这个人文地理的交接部位,文化的多元性、扩散性、交融性以及宽和兼容的文化心态、文化气度,确是令人由衷叹服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8-3 14:5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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