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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导言
一
古代官府对民间文学的采录是多方面的，并不限于歌谣。如《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家”十五，千三百八十篇，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颜师古注：“稗官，小官。”并引如淳日：“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顾实认为稗官只是“闾胥里师之类”，可见稗官与乐府令尽管职位高低和职务性质不同，但都承担着采录民间口传作品的职责，反映了古代官府对于诗歌与小说不同的关注程度与不同的搜寻渠道。古代采集“刍荛狂夫之议”、“使缀而不忘”的传统一延续下来。如宋代李防《太平广记》“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就记载了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明、清两朝文人笔记中的同类记载就更加丰富了。
与古代的官府采风不同，明、清两代文人受启蒙思潮的影响，在“观风俗、知厚薄”，“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的实用目的之外，其辑录民间文学作品的目的首先出于鉴赏的原因。他们经常由衷地赞叹“闾阎妇人孺子”里巷歌谣之作的“真声”。当然，明、清文人在激赏民间作品“情真”的审美之余，同时也往往强调他们的辑录工作具有“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反正统性质，因此，这种功利态度与古代官府采风也就有了相反相成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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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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