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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无论是在科学的视野里，还是在人文的视野里，自然观念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以对自然及其秩序的理解为正当性依据。本版的三篇文章，分别从农事、政事与自然秩序的关系，自然与人化的界限和融合，名教与自然作为理想人格的两极这三个不同角度刻画古代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自然观念及其重要意义。
大自然的季节轮换、日夜更迭往往影响着日常生活的秩序和风俗习惯，而政治活动又必须顺应百姓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活动往往也会因自然节令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这对于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显得尤其重要，农业生产是维系这个国家最要紧的大事，而自然条件的变更又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因此，政治活动往往也因“自然”而动。
自然条件是日常生活安排的依据，日常生活是政治活动的依据。这个特点在《礼记·月令》中有突出的展现，彰显出中国先民将自然、政治与日常生活勾连起来的经验性智慧，“天之道”、“地之理”、“人之纪”，彻上彻下、贯通一体。《月令》描绘了一年四季从春到冬的逐次更替，记述了因四时递嬗而发生的生产、生活以及政事的变化。
根据《月令》的记录，孟春之时，“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天子在饮食起居上，“乘鸾路，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在政事活动中，“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又“亲载耒耜”、“命布农事”、“命乐正入学习舞”。《月令》特别强调，“天子”之生活、礼仪与政事即是孟春之令，在孟春之季，若行夏令、秋令、冬令，则会导致灾异。即政治人物逆天时(节令)而动，将会丧失政治活动的合法性依据，并导致严重的政治、社会灾难。
在《月令》的表述中，生活秩序、政治秩序的安排主要来源于节令的自然秩序，春、夏、秋、冬四时之自然演进，正是各类生产生活以及政治行动合法性的自然依据，政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与否完全依赖于是否遵照了自然节气。以节令变化为契机来推行政治活动，客观上使得每年的政治活动成为定规，这也是政治稳定的一个象征。因此，在一个常态政治的国家里，遵照传统、在相对固定的时空里进行常规的政治生活，对于秩序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十分必要。
从上述孟春之令中可以看到，中国先民对于季节及其与日常生活、政治活动之意义的感受能力很强。谨奉天时，是王道政教与日常生活的准则，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提到：“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司马谈此处所述原本是阴阳家的思想，但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同样也能明显地发现“谨奉天时”的思路和旨趣。这说明在中国先民那里，自然之天与人之活动的合一乃基本共识，即所谓“大礼与天地同节”。先秦诸子百家在治国思想上争鸣不已，但在认同天时对于人间生活的影响上基本趋于一致，可见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自然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这也是思考政治生活的前提之一。比如，《月令》中提到，当春耕开始，不可操作大的政治活动，不可打仗，不可搞大典，“是月也”，“不可以称兵”、“毋作大事，以妨农事”。
自然气候的变化，通过影响农业生产生活进而制约政治活动，这在农业国家习以为常。毕竟人的生活要依靠自然提供的物质资料，自然界的日升月落、斗转星移、春秋更迭、寒来暑往，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农民往往说自己的生活是“靠天吃饭”，大致就是这样的意思。而“吃饭”问题更是政治活动的核心话题，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论述道：“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治活动无论多么神圣森严，其基础不过是最为普通、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又生根于自然界，“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政治活动看似纷繁宏大，充斥着人类的骄傲与尊严，但其本源却在于因循大自然。
故而，根据《月令》的论述，我们会发现最有人为色彩的人类政治活动，其本根却在于最无人为色彩的大自然。《月令》所传递的政治智慧，在于将天时和人事勾连起来，通过强调节令的自然更迭对社会政治的决定性影响，提醒人们要尊重自然的权威。因此，当人们沉迷于各类政治功业时，应该记得它的来处;而当人们陷溺于各种政治困惑时，应该调转头来，再次谦虚地向自然吸取智慧。当然，尊重自然，不是提倡“天人感应”，而是要求在审视政治问题的时候，要注重自然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日常生活对于政治的本源性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哲学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7-29 14: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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