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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说它符合时代精神，是指它体现了一种与现时代的主要特征契合的新型文化文明观。就我国来看，当前社会正经历着中国自走向现代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以旧式现代性为基础的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趋于瓦解，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赖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中也包括个人对文化的相互依赖、国内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赖。“从世界范围看，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多极化和多元化趋势日益增强，强弱悬殊、支配与屈从不是社会生活过程的主导机制。相反，协商对话、平等互惠、强弱双赢才是现时代的主要特征”，这也同样适用于文化和文明。费老的观点和理念，正是鲜明地表达了反对强弱悬殊、支配屈从、唯我独尊、强加于人的文化文明霸权主义观念，也即旧式文化文明观，而提倡相互尊重、协商对话、平等互惠、强弱双赢的新型文化文明观，从而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和价值。应当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表达的新型文化文明观，是费老“文化自觉”的重要方面。
再次，说它切实可行，是指费老的观点同时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入情入理的，具有很强的可接受性，不同文化文明的人们都可以心悦诚服地加以接纳。它与那种以势压人、倚强凌弱、蛮不讲理的压服，很不一样。在压服下，只能是无可奈何地、被迫地、心不甘情不愿地加以接受，因而是不能持久的。可以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和方法，作为一种正确解决、处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办法，几乎是无可替代的。
文化自觉引发理论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先生在1997年正式提出的。此后费先生多次论述“文化自觉”，不断强调“文化自觉”。可以说，“文化自觉”是费老在最后差不多十年时间中所念念不忘的论题。在费老的多篇文章中，有一段关于“文化自觉”总结性的、多次提到的话，特别值得好好领会：
“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在我看来，费老的这段论述，集中指出了探讨“文化自觉”不可或缺的五个主要方面，即“文化自觉”的内涵、使命、目标、艰巨性、重要性以及达到“文化自觉”的途径。这些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提供了多重启发。因为，“理论自觉”同样不可缺少上述五方面。正是在费老的启发下，我相应地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作了五点说明：第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第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具有自己的双重使命，即一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二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第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同样也要达到的两个目标、把握两个自主。即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对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来说，这两个自主都是具有根本性质的。第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不能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艰巨过程，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的过程。如果没有自主性，只有边陲性，没有自己可美的东西，只有别人可美的东西，那就做不到“各美其美”，那就只剩下单纯的“美人之美”，为他人做嫁衣裳了。第五，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也只有遵循“实证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达到。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抬高自己、看轻别人，特别不能只承认外国人的理论是理论，不认可中国人的理论也是理论。
可以说，没有费老对“文化自觉”的论述，我们对“理论自觉”的探讨也不可能这样系统。当然，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相比，除上述一般性外，还有自己的特殊性。因为理论是文化的系统化形态，是对文化现象提炼、概括，理论自觉不能不有自己的特殊内容、特殊表现和特殊要求。即使在我们着重说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特殊性时，也不能忘记费老对我们的启示。因为一般性和特殊性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上述三部分，并没有穷尽费老后期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它是我体会到的几个主要之点。但即使是这几点，也使我们这样年纪的后辈受益匪浅，我更希望比我们这一代年轻、更年经的后辈、后学，不断对费老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作的贡献，进行再认识，以便温故知新，常学常新。使得在新的百年中，中国社会学能够出一个或几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继承这一学术传统又超出这一传统的学术大师。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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