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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社会史的作者们并不想把后现代的批判客观主义的大旗推向极致，但是它们也意识到要承认和发掘历史中的主观成分和主观建构，那么发现这些主观性的最好场所就是人类的共同记忆和社会象征。黄东兰笔下的岳飞庙是观察族性认同（ethnicidentity）和政治道德理念建构演变的绝佳场域。在岳飞庙从无到有和数百年香火不断的公共记忆背后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记忆调整过程，掌握话语建构的精英们需要将“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升华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广义理解，还需要将“忠君报国”的帝国理念转变成“爱国主义”的现代思想。没有这种长时段的主动的意识形态调整和建构，岳飞庙恐怕早已成为淹没在萋萋芳草中的一处古迹，灰飞烟灭于改朝换代的兵火或者经济开发的热潮之中了。麻国庆研究的祖先信仰和孙江研究的异性歃血结拜讲述了同样的故事，文本化的祖先认同和感官化的模拟血亲都是个性走向群体、群体走向联盟的主观尝试。
叙述的意义
如果说新社会史之新在于它批判地保留了历史事件的客观性，与此同时又积极发掘历史记忆背后的主观性，那么连接主客观二者之间的桥梁就是历史叙述。叙述也是一个主客观互动的过程，它既要“客观”地展现和复原通过研究和史料爬梳得来的历史真相，也不可避免地将作者的主观意识间接渗入历史写作之中。好比戏剧舞台上的哈姆莱特形象，千人千面，历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因人而异，这就是为什么相同的历史事件可以因不同的历史研究时段和在不同的历史研究人员手中以迥异的面貌出现。难怪2004年初走马上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中国史大家史景迁（JonathanSpence）在开篇辞中诘问历史研究本身到底是客观重构的过程（reconstruction）还是主观建构的过程（construction）？
叙述还有更多的含义。它要求展现历史事件经历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种未加删节，或者是被重新还原于历史情境中的声音。杨念群笔下的草泽灵医和顶香看病的香头讲述的行医过程就是历史当事人对自身职业行为的第一人称表述。理解这些人的自我行为认同和理念建构是了解官方价值体系之外乡土“小传统”的必要阶段。叙述要求细致化。这并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积，而是有选择、有计划的复原历史生活场景。正如西方史学界一直提倡的人本的历史观，历史研究如果不能将叙述最终落在“历史人”身上，读者就无法体会事件的最终影响、制度的实际运作，以及历史前进或后退的步伐。从这个角度出发，杨念群讲述的京郊四大门与民间医疗传统不是概念化的类归，而是活灵活现的乡土生活。最后，叙述要求跨领域的视角。其实历史本身是一个综合体，研究所可以把它分割为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范畴，但是在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界限就模糊了。地方医疗空间中体现的民间信仰是社会史话题，香头看病的过程和职业表达则是医学史关注的对象，而国家如何控制和改变医疗行为则是研究“国家———社会”关系的政治史的组成部分。杨念群的长文游走于这三个领域之间，叙述的魅力与作用还要读者慢慢体会。
孙江在序言中强调新史学研究既要摆脱传统史学中线性发展、单一叙述、寻求规律等理念的羁绊，也要避免后现代“‘脱自然化’、‘脱神秘化’、‘脱等级化’、‘脱文献主义’、‘脱结构化’”走向极端可能导致的复归虚无的不可知论。新社会史的作者们力图发现一条扬弃兼收的中间道路，这种探索是开放性的，无论探索的结果还是探索过程本身，都是新社会史勃勃生机的展现。
（《事件·记忆·叙述》，孙江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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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书评 2004-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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