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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庆典的事实，一元价值的政治
从最初的法令③「在1912年1月孙中山签发的《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中记载："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18-1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1。」开始，中国的公共节日的时间制度所依托的文化框架就是二元的。公历(西历)之中附传统的夏历(农历)，是中国通行的日历的常态。但是，这种常态却是在反复的社会运动的冲击下保持的。现代政党在意识形态挂帅的时候，比较容易从负面看待传统，产生清除传统的政治冲动。一个日历年内发生两个新年庆典，老百姓对元旦总是不如政府所期望的那样重视，反而对春节情有独钟。政府中的政党精英在认为他们所倡导的价值与老百姓的春节习俗所体现的价值水火不容的时候，就决心推动改造节日习俗乃至取消春节的思想斗争和社会运动，落到老百姓头上就是"移风易俗"，以期达到一种价值纯洁、文化单纯的社会秩序。
民国初年，在文化上比较保守的北洋政府造成了一年过两个新年的节假日格局，这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推动现代化而建立了自己的纪念日系列的国民党政治精英不能容忍的。他们下了很大决心要用官方时间框架整合民间节日。1928年5月7日，内政部呈国民政府，要求"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的社会工程，原因是"考社会日常状况，十余年来，依然沿用旧历，罔知改正……一般民众之赛会、休沐，益复寻朔计望，蒙昧如故，于一国行政制度之下，百度维新之际，而政令与社会现状，如此悬殊，若不根本改革，早正新元，非惟贻笑列邦，抵牾国体，核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于是，"拟办法八条，冀从根本上谋彻底之改造"[3].其中，第二条办法是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第三条办法是严令京内外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第四条办法是通令各省区市妥定章则，公告民众，将一切旧历年节之娱乐、赛会等一律加以指导改良，按照新历日期举行，例如将旧历年节元旦日应有之一切热闹娱乐举动移至国历新年元月内举行。但是，这些政策最终都不了了之。①「简涛引山东《广饶县志》说，"民国改用阳历，提倡过阳历年节，始尚举行，后督促渐懈，仍然趋重阴历，旧习惯照旧存留".见简涛：《立春风俗考》，22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究其原因，固然一方面在于以月相为参照的节日及其习俗难以挪移到以太阳为参照的日历中，但最关键的是，民国政府还没有足够的社会动员的能力来根除节日民俗。南京国民政府在1934年初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4].此后，在中华民国的统治范围，元旦庆典和春节庆典就一直并存下来。
在解放区时期的人民政府就沿袭成例把春节纳入正式的假日制度，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政府的态度经历了两次180度的大转变。与其他由政府设计的假日的仪式活动不同，春节习俗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与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先天的紧张关系。从历年的《人民日报》来看，春节期间的祭拜活动(迷信)、燃放鞭炮(火灾和人身伤害)、大吃大喝(浪费)一直在受质疑和批判，反其道而行的活动则受到鼓励和推广。②「如《人民日报》1947年1月27日报道说："过春节再不烧香敬神，济源农民都敬毛主席为活神仙，阳城市上毛主席画像人人争购";1949年1月28日报道说："开展春节文娱宣教活动，阳泉市成立文娱筹委会"，"石市筹备职工春节文娱活动，决定举办职工运动会".」党和政府多年努力调动共青团、学校、职工单位和居委会、农村社队介入群众生活的能力，开展各种体现新的时代价值的活动，试图把假日体系中的这个异己净化、改造过来。可是，效果并不如意，老百姓还是要遵从传统习俗。春节的公共假期实际上几乎是"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唯一制度平台，在那些"积极分子"看来，春节的公假等于是在为"四旧"的继续流布提供条件。"文化大革命"兴起不久，国务院在1967年1月30日发出通知，说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根据群众要求，春节不再放假。《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国务院发出今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第二天，全国的报纸发出一片响应之声。
以后十来年的每年此时，报纸都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要求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也就是春节不休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③「这种口径一直沿袭到1976年。当年的《人民日报》在1月29日还报道："沁县城关公社城关大队发动群众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破旧立新过革命化春节".」这是春节遭遇第二次现代意识形态的清洗。这一次，政府有能力造就一个总体主义(totalitarianism )的国家，它清除春节习俗的政策就有效得多。由于时间被组织统一安排，民众(不管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在春节期间不是过节而是参加集会、劳动，最多只是私下里以简略的形式举行他们认为不能不有的节庆仪式，甚至基本的仪式用品已经难以在市场上买到。从实际的公共假日来说，中国的新年庆典在这个时期就只有元旦了;但是在节庆活动上看，老百姓还是在过年，即使是再简略的形式，也是过年。
从1977年开始，春节的政治地位再一次发生转向。《人民日报》报道，"关心群众生活做好春节供应"(2月14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春节联欢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人士喜迎新春"(2月19日).在次年的主题则是"全国人民大团结，欢欢喜喜过春节"(1978年2月8日).到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以分别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的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表明政府恢复春节休假制度的态度。几天之后，部分省区宣布恢复春节放假，1980年全国恢复春节放假三天的制度。1984年，在元旦贺词之外，国家主席李先念发表"春节祝词"(1984年2月3日)，都显示从国家法定假日制度和政府态度来说，国家又回归到双重承认元旦和春节都是过年的仪式时间。用元旦替代春节的努力至此就算是又放弃了。中国社会又重新进入一个以元旦和春节并行过年的时期。
三、两个新年庆典，一个过渡礼仪
我们看到，元旦与春节本来被设计为替换关系，而两个一直针锋相对的政党所主导的政府先后都以最大的努力落实过这个设计，结果都同样回归到元旦和春节并行于世的格局。这种格局又已经运行了四分之一世纪，元旦和春节之间的替换预期已经渐渐地演变为互相依存的关系，并具有支持被认为是一个过渡礼仪的现实基础。
我和五个研究生①「他们是王晓燕、徐豪、王玉珏、王丽娜、艺风，特此致谢!」通过对以往年节的观察和调查，所看到的现状是，中国人的年意识和过年的仪式活动分布在"'圣诞节-元旦'——'小年-大年(除夕、初一、破五)-元宵'"的时间过程。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从元旦前后进入"过年"的状态，在春节假期进入过年的高峰，到元宵之后"，年"才算过完，进入平常状态。从个人来说，一些人从圣诞节开始仪式活动，比较多的人从元旦开始，绝大多数人都重视除夕到初五的这个时段，安排了比较密集的仪式活动;一些人在初五前后结束过年的活动，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元宵之后过年才结束。概括地说，与城市生活更密切的、偏年轻的人过年的开始时间更可能靠前，也就是更可能从圣诞节开始;与农村生活联系更密切、偏年长的人过年的结束时间更可能靠后，也就是更可能到元宵之后结束。
中国社会在圣诞节就进入过年的状态了。②「我们在十年前的一项关于圣诞节的研究发现，中国社会流行的圣诞节是被重构后进入中国节日框架的一个节日，远非原生意义上的圣诞节。除了教徒的团体之外，中国社会流行的圣诞节主要是朋友交往的一个节日，是对过年的春节习俗的交际局限的补充，也是对元旦之类的官方节日的现世功能的补充。参见高丙中：《圣诞节与中国的节日框架》，载《民俗研究》，1997(2).」城市中的商号(商店、宾馆)装饰圣诞树已经很普遍。圣诞夜，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交通拥堵成为常事。许多人邮寄贺年卡是按照圣诞节的时间安排的。
元旦是国家法定的新年庆贺日，在非农部门工作或打工的人都应该休假。政府照例要发表新年贺词，举办招待宴会;各个单位都有元旦聚餐、发放年终奖、表彰年度杰出人物的习惯;青年人比较多的单位会举办新年舞会。有不方便在春节期间拜年的朋友和亲戚的人通常会邮寄贺年卡给他们。所有这些都会集中反映在媒体之中，在全国形成节日气氛。不管你是否直接参与其中的活动，你都会以某种程度感受过年的意识。元旦不仅是政府的仪式活动日，城市人口都多方面地参与一些有关的活动。即使是在这个时间仍然居住在农村的大量人口，最起码也通过元旦晚会的电视直播而在意识上被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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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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