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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第一章 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
在本书之始，我将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为基础，介绍游牧经济及游牧社会的一般性特质，也借此简介人类学家在“游牧社会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及旨趣、相关理论与争议焦点、重要研究著作，等等。我所依赖的主要是东非、西亚、阿拉伯世界、中亚、中国蒙藏等地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民族志文献。在对当前中国游牧之田野研究方面，我感到惭愧且无奈的是，近十余年来我大多数的寒暑期都投入在羌族田野上;羌族不是游牧人群，我在羌族中的研究重点是“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直到最近几年(2003—2007年)，我才得以在川西北的红原、若尔盖一带以及内蒙新巴尔虎右旗、克什克腾旗，零星进行一些短期的自然环境与游牧生计的考察访问。
关于游牧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著作大多出版于1980年代以前，而这些民族志所载内容又大多是人类学者在1940至1970年代间采访所得。1970年代以后，或由于游牧地区之社会变迁，或由于战乱、饥荒，人类学田野调查及相关著作较少，且主题已有转变。前述游牧田野研究最盛的1940—1970年代，正是人类学史上的功能结构学派(functional—tructuralism)与相关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盛行的时代。这样的背景也说明，为何这些民族志有类似的书写结构——其章节包括地理环境、经济生态与一年之生产活动、家庭结构与亲属关系、部落组织及其与外在世界之关系，等等。学者们认为，一社会人群的亲属关系、社会组织皆有其现实必要的功能，与对应的内在结构，与该人群基本之经济生产与交换行为模式密切配合，并能助其与外在世界建立各种关系，以维系人们的生计安全及其社会的稳定延续。他们也认为影响人类经济生产与交换行为最巨的，便是其所依存的自然环境——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基本上是对本地资源环境的一种专化适应(specialization)。1978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游牧社会的论文集，书名即为Nomadic Alternative，充分表现了人类学家基于生态研究(ecological approach)的旨趣，注意游牧人群如何在不同环境中，选择或发展出各种游牧方式以适应当地特殊环境。这种专化适应常表现在人们饲养不同种类、数量的牲畜(畜产构成)，有不同的季节移牧方式，兼营不同的副业(辅助性生计)而与外界或定居聚落发展特定互动模式，以及为配合这些生产活动而有特定家庭与亲属关系、部落组织，等等。
虽然人类学在1970—1980年代以来有许多新的发展，虽然老的民族志传统受到许多“后现代的”批评，我仍认为这是人类学在其发展史上最好的学术资产之一。以下我便由游牧人群的环境、游牧经济(畜类组合、游牧模式、消费、生产、交换与辅助性生业)、游牧社会组织以及其与外在世界之关系等方面，简单介绍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
自然环境
“游牧”，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与它们卓越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然而相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是一种单位土地产值相当低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农业精华地区，不到一亩地便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在较贫瘠的山地，如川西羌族地区，约要6—10余亩地才能养活这样的家庭。然而在当前内蒙的新巴尔虎右旗，20亩地才能养一只羊，至少要300—400头羊才能供养一个五口之家;因此一个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亩地。
以上这些数字可说明，“游牧”的单位土地生产力远低于农业生产。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定居农业人群的势力扩张中，可以说，能稳定发展农业的地区都已成为各种形态农业人群所居，并受到各种定居政权的保护。过去一些游牧帝国的统治者，也常在其领域内发展区域性农业，期望由此得到稳定的粮产与物资，如此也使得许多原来的牧区逐渐成为农区。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下，我们所知20世纪上半叶的游牧地区——如阿拉伯半岛，东非、北非、中非的沙漠与疏林草原，西亚中亚山地，欧亚草原，中国西藏、帕米尔、南美安第斯山等高地，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之森林草原等地——都有不同理由难以稳定地发展农业。
农业发展需在有适当日照、雨量、温度及土壤的环境中。大多数的游牧地区都属于干旱或半干旱气候，缺水是其不宜农业的主要因素。不只如此，愈是在干旱的地区，降水形态(雨降在哪里、降在何时)对整体环境及人类生态就更重要了。以此而言，不幸的是，世界许多盛行游牧的地区不只是干旱，降水量也极不稳定，或降雨雪的形态不利于农业。南美秘鲁的海岸平原地带，年平均降水量在40厘米以下，离海岸稍远的地带.也只有约150厘米的年降水量。这样微小的降水量还极不稳定，一年年的变率很大，东非乌干达的Jieland，中部与东部地区的年降水量约640厘米，对农业而言这是相当丰足了。然而雨水都集中降在4至8月的雨季，干旱季几乎全然无雨。长期干旱使得植物枯死，地面水蒸发消失，土地干裂。相反的，雨季的降水常是暴雨形态，如此降下的雨水无法被土壤吸收，反而冲走地表的沃土层。这样的环境自然极不利于农业。邻近的Turkana地区年平均降水量约在300—400厘米，中央沙漠地带年降雨量少于150厘米。这些雨水，同样的，常以暴雨形态降下，且雨量极不稳定。
一项关于中东游牧的研究指出，本地只在少数山区及海岸地区有500)厘米左右的年雨量;其他地方，撒哈拉沙漠中心与埃及南部约只有25厘米(1英寸)，阿拉伯半岛南部沙漠约100厘米(4英寸)，北阿拉伯与叙利亚沙漠则有200厘米(8英寸)的年雨量。学者一般皆同意，若有适当日照、土壤、地形的配合，年降水量只要在250—400)厘米之上的地区便可以实行农业。然而在中东，许多地区的降水量并非全然不足以支撑农业生产，其降落的时间、地点及雨量完全不确定。中东有些地区曾孕育世界古老农业文明，后来在历史时期也大多成为游牧之地;造成此变迁的因素，除了干旱化外，主要还是降雨变得极不稳定。在极端干旱的阿拉伯沙漠“空寂区”(Rub’al—Khali)，一位早期西方旅行者记载：
一块云聚集，雨降下，人们就得以活命;当云散了，没有雨，人畜都得死。在南阿拉伯沙漠，这里没有四季变化，没有枯荣交替，但只有一片空寂的荒野……。
在中国的内蒙古地区，降水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大兴安岭、哲里木与昭乌达两盟南部与大青山南麓等地，仍有400厘米的年降水量。西部从二连浩特沿中蒙边境到乌拉特后旗，以至贺兰山，此为150N米等雨线所经，此线以西便是年雨量150N米以下之干旱荒漠化草原和草原化荒漠区了。然而便是在雨量可支持农业的东部，由于降水量集中，变率大，春旱严重，环境仍不利于农业。相反的，即使在西部的荒漠草原，人们仍可借游牧维生。
在青藏高原，许多地区的年雨雪量有400—800厘米;这些雨雪或稳定或变易大，但在这里不利农业的最主要环境因素却是“低温”。据研究，若一年温度高于10℃的日子少于50日，农作物则难以成熟。在青藏高原的东缘，造成农业限制的低温事实上是海拔高度造成的气候效应。青海省东部、阿尼玛卿山脉以北、青海湖附近及其以东之地，是青海省的主要农业区。在此地区，群山问的河谷盆地海拔高度约在2200—2600米之间，目前是小麦、油菜等的生产地。然而离开河谷上到高山、高地上，就超过农业可存在的上限了。如青海东部的玛沁、甘德、班玛，与川西北的若尔盖、色达、石渠等地，由于地势高寒，只有在海拔低的零星向阳河谷能种少量青稞、小麦，其余大部分地方皆只宜游牧。20世纪初曾长期住在青海东南及川西北地区的埃克瓦尔(Robert B.Ekvall)曾指出，在此地区“高度”是造成人类生态上农牧之分的最主要因素，在牧业上也造成特殊的高原游牧形态。在过去的著作中我也曾提及，牧养草食性动物(羊、马、牛)，铜石并用时代的河湟(青藏高原东北边缘)谷地农人得以突破当地环境生态的高度限制，以利用高原上广大的水、草资源。
我们知道，所谓适于农业的环境的定义相当宽松。如前所言，降水量有250—400厘米以上，只要其他条件配合便可以行农业。事实上，即使其他条件差，人们也努力且十分艰辛地向土地讨粮。看看近代以来陕北的例子便可知，人类可以在相当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从事农业。许多从事游牧社会田野研究的学者都提及当地种种不利农业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注意到此环境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确，除非一些极端状况(如100毫米以下的年降水量)，低年平均雨量、低年平均温，并无妨于人们发展农业。事实上是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使得人们不但要靠草食动物来获得食物，也要靠它们的移动力来逃避环境中不时发生的风险，并借以追寻不确定的资源。
许多环境也对草食性动物不利，如湿热而牛蝇滋生的地方、过于潮湿的地方、冬季严寒的地方、春夏过于干旱缺少水源的地方、近森林而野兽多的地方，等等。然而游牧者在广泛空间之“移动”，常可以让他们季节性避开这些不利的环境因素。即使无法脱逃而遭受畜产损失，游牧社会中也有许多的社会机制，如亲友、部落问的互助、为富牧主放牧等办法来让牧民恢复牧产。或者，失去畜产的牧人成为城镇或农村中的雇工也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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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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