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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韵文传统与仪式表演
中山大学刘晓春《客家山歌的传承方式——以梅州和兴国客家山歌为对象》分析认为客家山歌的传承基本上按照三种模式：一是山间田野的即兴唱和，二是民间艺人的山歌传承，三是民间宗教人士的山歌传承。在现当代，客家山歌已经从私人情感的表达渠道转换为公共领域的娱乐休闲乃至社会动员的工具、地方形象的代表。刘晓春的发言引起社科院学者吕微对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理论局限的批评，他指出现象学理论可以为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理解，由此引发了在场众多学者对现象学和“科学主义”的争论。
南开大学黄旭涛《仪式操演建构了民间小戏演出的表演场域——对一次葬礼中祁太秧歌演出的调查》认为仪式活动为秧歌演出创造了表演语境，决定了上演剧目及表演形式，秧歌演出从属于仪式活动，特定的秧歌剧目(如葬礼上是否上演《小上坟》)反映出仪式活动的精神内涵和指向，热闹的演出气氛为仪式操演营造了背景和氛围，而仪式内容与秧歌的表演形式并无直接关联。
北京大学陈连山《武当山地区民间长诗研究》对武当山南麓官山镇吕家河村存在的民间长诗进行了初步探索，文章通过与河西宝卷的比较，对这些长诗的生存环境、曲调、歌词、乐器等方面的特点进行分析，重点解剖了丧葬仪式中演唱的民间长诗。
中国社会科学院尹虎彬《从二元论到多重纬度的民俗学视野》针对史诗的观念和史诗研究范式的转移，主要讨论了三个史诗范式：一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与民族国家有关的典型范例epic；二是口头传统中的史诗，较前者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确立了全新的范式，此后才有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等等；三是芬兰对史诗的研究范式：“史诗是关于凡例的宏大叙事”，强调了史诗的文化多样性，强调了民俗学与特定社区、集团的关联作用，扩大了史诗的范围，对史诗概念作出了新的界定。
受到西方新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启发，中国社会科学院乌日古木勒《民间艺人的个人生活史研究》采取了自下而上的微观研究方法，研究哈萨克族史诗艺人的个人生活史，以求从侧面了解民族生活、社会历史和史诗传统的兴衰史。同时在发言中还提出了要提高史诗艺人的生活水平，尊重和保护其知识产权等问题。
民俗的社会角色和应用
不少学者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民俗事象在现当代社会中的适应和被运用过程。浙江师范大学宣炳善《晚清知识分子演讲的口头表演与社会启蒙及其民俗适应》分析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从传统文人士大夫转化而来的社会群体，他们逐渐形成的具有自身群体特征的口头演讲民俗以及话剧等形式的表演，是群体身份转换与文化人格的转型。同时，他们的口头演讲在启蒙民众时，对于演讲的形式与中国的社会环境之间也存在一个民俗适应过程。发言后有学者提出在处理演讲稿与演讲现场以及不同时间的演讲稿版本之间的区别问题，但由于条件的限制，研究者们只能通过后人的回忆和记录来尽可能地还原演讲现场和演说辞。
中国艺术研究院秦燕春《上帝与恺撒之争：中国传统医学的现代话语命运》阐述了中国传统医学自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现代医学的侵入自身难保、无能为力的处境，主要体现为民间生态的中医技术被强行移植进入现代国家体系的种种不适，呼吁强调恢复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完整、细腻、准确的理解与认识，建构适合其存在生长的客观、合理环境。中山大学朱钢《中药腊丸制造工艺考辨》则从技术层面对传统中药的底蕴予以分析。
针对不久前中华民族“图腾”变动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刘宗迪《我们是如何成为“龙的传人”的?》分析认为中华民族并非自古以来就是“龙的传人”，这一观念是随着清朝末年的近代化进程而逐渐确立的，“龙—中国”之间的能指—所指关系纯粹是一个现代的“文化发明”。随着“龙的传人”观念的深入人心，此后一系列与龙有关的问题才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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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7-8-29 23:4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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