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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书写与口传
华侨大学蒋海怒的《书写和口传：论中国宗教的两种类型》提出，中国宗教类型包括经典宗教和民间宗教两部分。经典宗教以儒释道为主体，民间宗教以民间信仰(即人类学上的“民间宗教”)和民间教派为代表，它们构成了两种各具特色的“宗教史”。由宗教传播中“文字”和“言语”的关系，基于书写而形成的宗教传统，可以称之为“经典宗教”，这是一种具有浓厚精英意识的宗教传统，它是“文字本位”的、制定性的、并且拥有弘富的经藏系统；民众口传形成的宗教传统是一种后起宗教，是中国的“民间宗教”传统，具有民众性、口传性和变异性的特点。经典宗教和民间宗教的互动也是通过宣教方式。正统的经典宗教的民间化或民间向传授，必须借助于口头传教的方式。民间宗教向正统宗教的进步，经典化是必经之途。
河南大学吴效群的《皇会：清末北京民间香会的最高追求》更多地关注特殊时期民间社会与国家之间有趣的互动。晚清皇朝统治者公开承认并封赏北京民间社会的行香走会活动，由此获得皇封成为民间香会的最高追求。民众行香走会的目的是竞争地方政治权力，皇权的主动认可目的是获取民众的支持和忠诚，进一步控制乡土社会；而皇会使双方追求都得以实现。在政权危急时，常规形态下的行政运作无法充分保证君权专制，非常规的补充形态就会被启动，社会边缘人的流氓阶层游弋于上下阶层，有可能因为庙会的表演而被封皇会，由手中的文化资源取得更多的政治资源。
日本国共爱学园前桥国际大学张渭涛的《东瀛孔庙管窥》介绍了日本尊孔敬孔的概貌。文中以东京都内的久负盛名“汤岛圣堂”，和最为古老的枥木县“足利学校圣庙”为中心，详细介绍了其历史，由来，传统，发展，现状，祭祀仪式，亲民节日以及文化传承活动。
文本：口传、图像、文献与仪式
清华大学刘晓峰的《论重数节日序列及其阐释系统的形成》提出，在重数节日序列的深层包含着共通的文化特征。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中一月一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的特殊重数节日序列，在表层上至少拥有下述特点：由一始，由九终；月日均由奇数结构而成；月与日均相重合。伴随这一序列的定型，出现了一个相应的阐释系统，记载的基本上是两汉以后的民间口头叙事，实际上重新构筑了上古岁时节日。由此标志着魏晋时期节日体系从形式到内涵，对上古岁时节日体系的重组最终完成。在中国古代岁时发展史上，这一序列的出现具有标识性意义。
山东大学刁统菊的《对红山峪村16张地契的民俗学解读》体现了民俗学对民间文书在资料学意义上的重视。红山峪村保存着的从民国至解放初期的16张地契，可折射当地的土地流动和交换情形。地契记录了土地交易状况，体现交易习俗、民众视土为金的观念，也体现了交易中宗族在场、国家在场、以及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冲突。文章充分利用田野作业方法，对民间文书数据的深入解读进行了探索。
沈阳师范大学吉国秀的《文献、田野与自我：关于民俗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中，对《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一文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作为一对平行的线索，文献与田野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相互间的参照可衔接历史与现实。而自我则摇摆于文献与田野中，当文献与田野相符合时，自我隐去；当文献与田野相矛盾时，自我出现，表明倾向性。因为文献与田野无法自行言说，故始终需要自我的存在，这是文献与田野并置意义背后的意义，而这一意义恰好体现了民俗学研究的独特视角。
北京师范大学张成福的《庙会重建中的文化生产》在对妙峰山庙会进行民族志考察的基础上，以妙峰山上流传的传说为分析个案，探讨庙会重建过程中的文化生产现象。文章指出，庙会重建过程中存在着文化生产现象，这种文化生产是本地文化资源和外来文化资源有机结合的产物；在文化生产过程中有许多因素的介入，文化生产也有其内在的生产机制；文化生产是历史的延续，现在的文化生产承载过去，接续未来，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产物。
北京师范大学韩同春的《论碑和碑刻数据的民俗学价值》认为，碑刻资料是传统文献的一种，向来被作为重要史料，它也是民俗学中的重要的文献类型。文中就碑刻资料在民俗学研究中的意义进行初步的探讨，强调碑刻数据的民俗学价值，同时提出在民俗学研究中利用碑刻文献应注意的问题。
广西民族学院陈金文的《孔子“野合而生”乃民间传说》一文从民间文艺学的角度，论证了“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是传说的观点，指出“野合”即非正常性关系，但并非是有意丑化圣贤，而恰恰是民间沿用描述英雄或伟人出生时常用的叙事模式，将孔子的出生传奇化。
山东省委党校王宪昭的《云南大林窝佤族杀年猪习俗文化的调查》介绍了佤族年节习俗，论述了杀年猪在过年的意义，对佤族风俗与地方文化做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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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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