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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民间信仰史研究
在民间信仰的诸多研究领域中，对于信仰事象起源与发展变迁的探讨历来是受到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对于某一具体神祇的发生、沿革的史料学研究多有成果面世，但是，至今还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中国民间信仰史的系统研究著述。限于史料等方面的原因，对于区域民间信仰史的研究就更加不如人意了，浙江民间信仰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对于浙江民间信仰史进行较为系统探讨的最集中的成果，是陈华文等所撰写的《浙江民俗史》[28]。该书是近年来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区域民俗史著作，填补了中国民俗史领域中区域民俗史研究的空白。该书的历史分期，考虑到浙江民俗自身发生的规律，将其分为九个阶段：独立发展——史前浙江民俗、吴越交融——先秦浙江民俗、汉越共存——秦汉时期浙江民俗、交融与独立——魏晋南北朝浙江民俗、融入汉文化——隋唐浙江民俗、融合与主导——宋代浙江民俗、生生不息——元明时代浙江民俗、再认同与融合——清代浙江民俗、主导与主流——民国时期浙江民俗。
在《浙江民俗史》一书所述及的每一个历史时段中，都有对本时段民间信仰的叙述。为了突出各个时段浙江民间信仰的特点，在每个时段中，对民间信仰事象叙述的重点都有所不同，充分体现出作者对整体民俗史、以及民间信仰史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在该书的史前时期，描述了河姆渡人的太阳崇拜及鸟信仰、河姆渡人的植物和动物崇拜、族徽—神像的出现、史前祭祀和巫觋阶层的出现等。先秦时期的浙江民间信仰，“断发文身”作为百越族流传已久的古老习俗，它不仅仅是衣饰习俗，更含有深层的信仰的意义；先秦时期的越人，“重神信巫”、“重鬼信巫”，巫风之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秦汉时期，鸟信仰崇拜、防风的地方神崇拜、东阳郡的越人斗牛、断发文身等，都是对先秦时期浙江区域信仰民俗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浙江境内佛道两教寺庙道观的数量大增、佛道民间传说大量出现，佛教和道教对浙江地区民众的信仰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秦汉浙江的民间信仰，节日与民间信仰关系密切，如正月十五祭蚕神迎紫姑的习俗盛行，此时期巫觋与淫祀盛行，以至于政府欲禁难止。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袄教、大秦教和摩尼教传入中国，外来宗教传入浙江，其中摩尼教和大秦教在浙江境内都有传播和影响；这个时期，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对于民众民俗生活的影响逐步扩大，在浙江地区咒禁的的流行、民间方术中流行的咒术、以及僧道斋醮活动的盛行，都是佛道教影响的结果。两宋时期，是浙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南宋王朝定都临安，浙江更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梦粱录》、《都城纪胜》以及当时的文人笔记和地方志书都对南宋时期的民俗和民间信仰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两宋时期，浙江佛道节日普遍流行，节日中的信仰活动普及民间；佛教的不杀生、食素和放生习俗流行，念经、烧香拜佛、布施等成为习俗；道教设斋、求长生等习俗同样流行民间，道教神祇梓潼帝君（文昌）和真武为民众所崇奉；佛道流行的同时，民间巫风淫祀和吃菜事魔之风大盛，卜卦看命与祈梦风俗流行。元明时期，是浙江民间信仰的平稳发展阶段，此时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神灵，如对太岁和五通神的信仰，尤其是五通神信仰对后代影响巨大。清代浙江的民间信仰，早期满汉习俗相异，由剃发、易服引发的冲突十分尖锐，因剃发而产生的“叫魂”事件更演变为时政大事，民间信仰中的诸多观念在“叫魂”事件中得以凸显。[29]清代浙江地方神信仰独具特色，如胡公大帝、陈十四夫人、刘猛将、妈祖、城隍等神灵影响较大，各地均有庙会活动举行，佛教节日已融入民众传统的民俗生活中。民国年间，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省，西风东渐对当地民俗和民间信仰的影响十分明显，传统民间信仰习俗继续在民众生活中传承，来自西方的宗教信仰和本地产生的新的民俗和民间信仰事象也在民众生活中产生影响。
由于受到写作体例等方面的限制，《浙江民俗史》一书对于浙江民间信仰历史梳理还是粗线条的，史实描述多于理论探索，对于历史上浙江民间信仰的产生、发展演变等自身规律的探讨较为薄弱。但是，作为第一本区域民俗史著述，该书对于浙江民间信仰史的研究还是有开拓意义的。
在浙江民间信仰史的研究方面，还有两部著作值得关注。一部是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著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30]，另一部是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的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31]。
韩森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一书，是一部在西方汉学研究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著作，该书不仅解决了南宋民间信仰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该书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细致分析，论述了南宋时期人与神的关系、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以及唐宋之际经济生活变更对民间信仰的影响等问题。该书所研究的南宋时期，浙江是南宋的中心区域，书中使用的史料，多数涉及浙江的内容，尤其是第五部分“湖州个案”，讨论的是浙江湖州神祇信仰与地域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的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一书，是对宋元明清时期浙江民间信仰进行较为全面研究的著作。通过运用数十年来日本、欧美相关研究成果和作者自己搜集的资料，朱海滨勾勒出近世中国中央祭祀政策演变的四个阶段：宋元时期的积极加封、赐额政策；明初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出现及其与现实的乖离；明中期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复活；万历中期至清末为止原理主义的有名无实化。作者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对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的历史沿革、神祇信仰的功能、地方神祇与士绅阶层的关系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朱海滨对于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的研究，既探讨了全国性神灵（关羽信仰）在浙江的演变过程，也有对地方神灵（周雄信仰、胡则信仰）在浙江是如何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分析，同时还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地方性神灵的比较研究，探讨影响地方神信仰差异的主要因素。通过对神祇个案和浙江不同区域地方神的研究，作者指出：民间信仰由于更深地受制于当地的特殊环境，使得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执行者不得不与地域社会中各阶层的代言人达成妥协，形成宋代以来中国特有的，表面上儒家祭祀观念唱主角，实质上是各地传统信仰在延续的状况。宋代以来民间信仰领域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也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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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宗教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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