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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汗时期，汉传佛教的高僧海云法师和克什米尔的那摩法师，都先后被封为蒙古帝国的国师，管理蒙古帝国全国佛教事务。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帝国至元朝时期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禅人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4），从成吉思汗时期到窝阔台汗（1229－1241）、贵由汗（1246－1248）时期，约二十六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和传播佛教思想，执行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方略。萨迦班智达没有被封为国师。藏传佛教高僧被封马国师的嚆矢是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Hphagspabiogrosrgyalmtshanl239-1280汉译圣者慧幢，以下略称八思巴）。
二、元朝时期蒙藏佛教关系
元朝时期的蒙古地区佛教可从13世纪初期克什米尔国归顺蒙古帝国说起。蒙古人自古以来的宗教信仰，属于萨满教（shamanism）的博克教（Bogeyins^asin），博克教不强制改变和歧视其他民族和外国人的宗教信仰，允许保持其信仰的宗教，并给予保护。博克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在蒙古地区呈现平等共存的局面。
元世祖忽必烈汗（HubilaiHanl260－1294，SechenHan蒙古语也称薜禅汗）与他的帝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八思巴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使藏传佛教传人蒙古地区并生根发芽逐渐发展壮大，并成为元朝的国教。他们共同推动了蒙古佛教的发展。忽必烈汗首先从八思巴接受了藏传密宗灌顶之一《喜金刚灌顶》（dGyes Pa rdo rje yi dbaG bskul pa）等密宗大法的传承仪轨，封八思巴为“二界大国师”（khams gsum chos kyi rgyal Po），和帝师，掌管全国的一切宗教事务，是皇帝在佛学方面的导师，具有普天之下万民之卜一人之下的崇高地位：
元世祖忽必烈汗赐予八思巴国师和帝师地位的缘由是对八思巴传授的佛教殊胜见地以及修持的神通力十分景仰，与他精通佛教史学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政治密切相关。上述情况在《宗教源流史》、《元朝帝师八思巴》等文献资料中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八思巴最先参拜中国佛教四大佛山之一，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并首次在五台山创建了蒙藏佛教的寺院。八思巴参拜五台山，给蒙藏佛教和汉传佛教以很大的影响。
忽必烈汗于藏历阳木虎年（1254），从蒙古与藏地相接壤处的甘肃凉州，给藏传佛教僧侣颁发诏书《优礼僧人诏书》。在《优礼僧人诏书》之中忽必烈汗提到了有关接受八思巴的请求对藏传佛教僧侣以“优待”之意，同时可以看出忽必烈汗对八思巴的信赖及对佛教的期待。从元朝帝师的职务责任也可以看出不仅地位高，而且是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掌握全国的一切宗教事务，还是皇帝在宗教方面的精神导师。八思巴示寂后，忽必烈汗给他建造了舍利塔和金顶佛殿。元末顺帝（1328）下诏规定，汉传佛教寺院内要举办八思巴的示寂日法会等，并且必须与释尊的涅槃日以同等规模举办和供奉。汉传佛教高僧德辉法师所著《敕修百丈清规》中有所记载。
三、蒙古文字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关于蒙古文字，一般认为是从畏兀儿字体而来。但佛教也有以下的说法，萨迦班智达黎明时坐禅在定中，以显现一个女子持揉革搔木跪地为契机，即依搔木形创制蒙古文字。从而，这位定中出现的女子被神化成佛菩萨的化现。实际上萨迦班智达以畏兀儿文字为基础，又参考了梵文、藏文的语法等，字形方面模仿了汉文的竖写方式，创制了蒙古文字。萨迦班智达创制的蒙古文字，其字母和单词具有阳性、中性、阴性三种特性。后来，在此基础上，经蒙古族高僧却吉畏赛（Chos kyi od zer约1214—1321）细化加工后完成了现在所用的蒙古文字。
却吉畏赛法师在“a，e，i三个元音字母之上增补了，o、u、6、u”四字的闭音节元音字母，词末位置的126子音字母（蒙古语叫segultu usug=debisgertistig）和记录外来语的35个文母，从而完善了蒙古文字。元成宗乌尔吉图汗（Oljeituhanl294—1310在位）时，建立五所译经院，使用却吉畏赛造的蒙古文字，开始翻译藏文《大藏经》的续藏《甘珠尔》（bKaHHgyur）和论藏《丹珠尔》（bsTanHgyur）。却吉畏赛法师称得上是使用蒙古文翻译藏文《大藏经》的开拓者。
忽必烈汗下诏八思巴造出的“蒙古字”（hor yig），弥补了元朝“一代制度”，元朝公文书等正式使用蒙古字，对树立和维系元朝的国威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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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蒙古学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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