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前人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的论述归纳为12个方面，然后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今天中国人的眼光评判昨日中国人的性格，并且对调查结果进行量化，以探求当代民族性的演变。关于民族性的形成，“文化与人格”理论认为儿童养育制度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本文认为，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的形成，孔子人格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孔子人格的典范地位。现在复兴传统文化，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重塑孔子的人格典范，以促进价值体系的重构和民族性的升华。

［关键词］孔子，文化与人格，民族性

关于民族性

文化人类学的新理论多是在批评和匡正　“旧理论”　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人们常常会产生一种误解，即过去的理论就是过时的理论，甚至错误的理论，例如集体性格论和关于民族性的理论。有的学者认为用文化整体的论调来描述不同族群的“集体性格”（collective character）是人类学学说建构中最大的失误，承认民族性就是主张一个民族共有一种一致性的独特国民性。［1］其实东西方的思想界并没有说中国人具有单一的民族性。林语堂把中国人的性格概括为8个方面，［2］史密斯列出了26个特点。［3］民族性是扩大了的集体性格或者群体人格，是该社会成员在认识、感知、思维和行为等方面所具有的普遍特点。学界在探讨群体人格时，并没有否认个性的存在和个性的差异，否认心理学意义上的　“自我”。

关于民族性的探索由来已久。早在十八世纪，赫尔德［4］就提出了“民族性格”（Nationalcharacter）　和“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概念，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具有内在价值的个性和独特性，并由此形成自己的民族性格，使其所有的文化构成（如社会生活、道德、诗歌、美学、宗教等）具有形态上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斯坦塔尔［5］创建了“民族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巴斯蒂安［6］提出了“社会心理”（Socialpsyche）的概念，晒夫勒、利联费德和古朴劳费茨［7］称之为“社会”（Sozial-）或者“群体精神”（Gruppenseele）。涂尔干［8］提出了“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的理论。本尼迪克特［9］继承了这些论点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并以此探求印第安人文化的特殊“模式”（Pattern），即结构上的“基本模式”（Grundmuster）。她认为，人类文化有着丰富多彩、各不相同的价值体系和各别特征。一个文化的基本模式是这个文化的支配力量，它卓有成效地调控个人和群体相互间的意向，给予这种文化以特别的印记和典型的性格，也就是风格。［10］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和行为的一致模式。任何社会都要选择人类可能的行为在这个弧上的某个片断，只要完成整合，它的各种制度就致力于推进它所选择的那个片段的表达，并阻止那些相反的表达。［11］她把个体心理学的观念扩展到整个文化，提出了“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的概念。但是她没有回答文化构成是怎样发展的，怎样影响了个体行为，尤其是没有关注个体的重要性。［12］

卡迪纳［13］提出“基本人格结构”（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的概念。他把文化看成是制度的集合体。所谓“制度”就是一群人（即一个社会）共有的任何固定的思想或行为的模式，它是可以沟通的，为大家共同接受的，违背或偏离了它，个人或群体将会产生某种失序。“初级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包括家庭组织和团体结构，基本规则，对儿童的养育和训练，性的禁忌，谋生手段等。“次级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是指禁忌系统、宗教、仪式、民俗和思维方式。［14］在他的模式中，基本人格结构由初级制度塑造，然后　“投射”到次级制度中去。［15］他认为“文化模式”的理念是对的，“基本人格结构”只是关于“民族性格”的完善说法。［16］

林顿［17］对社会、文化和人格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基本人格类型和不同于其他社会的身份人格系列，都有一套行为标准，符合受奖，背离受罚。这个行为标准就是“文化模式”。没有它，任何社会的生存和运作都不可能。［18］杜波伊斯［19］提出“众趋人格结构”（modal personality structure）的概念，以此修正林顿和卡迪纳的“基本人格结构”理论。她认为一定的人格结构不是所有社会成员必定共有的，但却是十分经常共有的。［20］由此可见，无论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林顿和卡迪纳的“基本人格结构”，还是杜波伊斯的“众趋人格结构”，都是指的民族性格，也就是民族性。所以，从诸多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来看，民族性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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