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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勐马寨
项目前期准备过程中，何戍中到勐马寨去了七八次。这是云南边境的一个小村庄，翻过几个山头，就到了缅甸。
“头两次到勐马寨时，没有人搭理我。第三次、第四次去，才开始有人接待我。”他在猪圈旁搭了帐篷，夜里伸手就可以摸到躺在旁边的大母猪。但他的诚心终于打动了当地的村民。第四次去时，有人提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到第五次去，他已有了“带刀侍卫”，扛着大砍刀帮他披荆斩棘开路。
“让当地人接受一个外来的陌生人，是有一些困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你不是一个骗子，这没有一年时间是做不到的。”何戍中说。
项目前期的准备中，他需要做几件事情，一是心理准备，二是项目的运行机制，三是与村民的沟通机制。“在所有准备中，心理准备是最重要的。这个项目的实施主体是勐马寨人，知识产权也归他们，我来做这个项目，究竟是图什么？我真的是活雷锋吗？我不能欺骗别人，也不能欺骗自己。”
项目运营机制也是比较挠头的。因为要排除政府力量，真正实现村民自主，所以项目的核心骨干必须是村民，而不是村干部。他经过一番考察，发现了两个比较适合的骨干人选：一个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康朗帅，一个是当地的水利管理员岩依勐。
出生于1932年的康朗帅，10岁进佛寺当和尚，后来升为二佛爷，一直到21岁才还俗回家务农。从小就受到傣家文化熏陶的他，熟知傣文神话、传说、谚语及各种传文，精通傣族历法，通晓农耕、赕佛、祭祀、婚丧嫁娶、盖房、搬迁等全套礼仪。勐马镇有20多个佛寺，举办各种佛事活动和祭祀活动时，都要向他请教。
更难得的是，康朗帅有很强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2003年以来，为了让勐马寨有自己学习傣文、收藏傣文手抄本和祭祀先人的场所，他以募捐等方式，筹集资金70万元，重新建立了勐马小寨佛寺，为传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
水利管理员岩依勐被老人们视为“寨子里最聪明好学、也最愿意维护传统礼仪的后生”。他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常去乡里、县里开会，眼界比较开阔，是当地“离现代文明最近”的人。
有了这两位核心人物，他又获得了孟连县委书记胡文彬以及孟连县博物馆馆长郑静的支持，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何戍中回到北京后，购买了除纸张外的其他用品，包括项目所需的照相机、录音机、录音笔等。他还带了一页纸的大纲，这是北京一些专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有关文件草拟的唯一不是出自勐马寨村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的《勐马档案》大纲。
“村民自治”式的文化记录模式
“小寨佛寺的凉棚下，是勐马寨知识分子聚会商议大事的地方。《勐马档案》大纲的讨论会当然也要在这里召开。40余位勐马寨的村民，妇女占了近半数，衣着干净整齐，打着手电提着油灯，陆续赶来了。我打赌，他们一定比我的教授朋友们更加讲究礼仪，行为举止也更加优雅。每一位后来者都是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并轻身走到长者们面前屈腿弯腰低声问候，然后或是端茶递水，或是帮助归置一下四周堆放的什物，最后，静静地找个席子空处盘腿坐下。会议开始了！”
这是何戍中在《勐马档案》一书后记中记录的一段勐马寨人讨论书稿的场景。作为CHP派出的项目专家，他参加会议的任务，只是观察项目的进展情况，体会勐马寨人的文化观念。但是，他不能打扰到村民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没有资格表达观点，更不能干预会议的进程。
项目正式开始以后，勐马寨人很快就理解了项目的实施方法和操作步骤：由他们自己确定《勐马档案》大纲，组成项目工作组，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用傣文记录下勐马寨人传统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以照片、绘图等作为记录的辅助手段，记录下来的文字由他们中的书法家誊抄在当地手工制作的草纸上，并由懂汉文的村民译成汉文。
虽然有着种种心理准备，但是外来的机构和专家以何种姿态进入当地社区，如何取得当地民众的信任，如何看待外来科学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如何把握政府鼓励与民间主办之间的平衡度，如何使计划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开展等问题，何戍中一时也找不到准确答案。但他一直记得康朗帅老人的一句话：“我们信仰佛教，我们对别人很尊重，我们喜欢谦恭的人。”这句话实际上成为了《勐马档案》项目实施最基本的指导思想。
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项目进展顺利。《勐马档案》一书于2008年4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分为汉、傣两个版本，共8万多字，700余张图片，由勐马寨30余名在世的老人口述， 14名老人参与了编写。按照最初协议，书的作者署名为“勐马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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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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