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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记忆是欧洲认同产生的基础
如果要思考欧洲认同的产生，我们不应该忽略一个重要因素：灾难记忆。我说的这个灾难，指的是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14世纪中叶，当黑死病开始在欧洲大陆传播时，欧洲人还不存在一种内部的认同，因而，他们不认为这是一场欧洲的灾难。但是随着瘟疫的传播，欧洲人从心理上团结起来，因为他们成为瘟疫共同的攻击目标，在命运上生死与共，这最终促成了一种自觉的欧洲意识。
心理史学的一些概念和理论有助于解释这一历史现象。一个重要概念是“群内心理凝聚”，指一个群体在受到危害时，其成员会无意识地共同行动。长期以来，科学家将人类的行为动机解释为个人的意识的目的。实际上，人还有可能追求自己并不知道的无意识的结果。同时，个人在追求自己目的的时候，也有可能不自觉地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群体意识产生于共同遭受的创伤和威胁。在威胁之下，原本单纯的外在认同会逐渐发生内化，嵌入于文化传统之中。在黑死病肆虐之前，欧洲有一种外在认同，即与东方或伊斯兰世界相对的“基督教世界”。黑死病初袭之际，欧洲人倾向于将之解释为宗教的惩罚。但是，随着瘟疫的传播，所有欧洲人，无论是基督徒、犹太人、异教徒还是基督教社会内部的圣人和罪人都平等地受传染。因而，欧洲人意识到这不是上帝的惩罚，与宗教身份无关。群体认同的基础从基督教转向了欧洲。
另一个概念“创伤”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认同产生的历史。这种泛欧的创伤经验以艺术、文学、戏剧、宗教仪式等形式被记忆下来，并在一代又一代人中不断进行仪式性、象征性的再现，不断地提醒着曾经的共同灾难记忆。与之相关的一个现象是欧洲的“暴乱瘟疫”，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抗议活动都带来某种灾难重现的意义。瘟疫不是历史记忆的唯一素材。欧洲历史上的战争、屠杀都加深了这种记忆，为认同增加了新的素材。近代以来的多次大规模战争，特别是二战期间的纳粹屠杀，在战后欧洲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有着重大的记忆意义。
鲁道夫·宾尼（Rudolph Binion）：美国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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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3月02日(第67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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