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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记忆无法脱离价值选择
记忆是一面筛子，既留下什么，又漏掉什么！
“门前有客通名姓，一别十年记忆无”，这是人脑记忆机能弱化的无奈。“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是记忆在时间流逝中的挽歌。个人记忆在时间中剥蚀，集团记忆在时间中传递。
然而，记忆绝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学者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现实历史中，人为什么往往故意强化某些记忆，同时故意弱化乃至抹除某种记忆？
纪念碑、地方志、家谱、图片、影像、仪式等等，均具有存储与强化历史记忆的功能，而篡改与抹杀一类行为，无疑是要删除记忆。这一切的背后，蕴含的是立场、观点、方法，即价值。
记者注意到，在西方学者笔下，“纳粹大屠杀”是他们解剖记忆问题使用频次最高的实验麻雀。他们总是不停地追问：德国人是如何反省那场战争的？老一辈德国人与新一代德国人在反省上具有怎样的共识和差异？在追问中，他们试图揭示记忆的深层结构。
相对来说，中国学者更关注记忆的变形。从陈峰教授对“宋朝开国史与士人记忆及改造”的考察，到张明富教授对“乾隆末安南国王阮光平入华朝觐假冒说”的考证；从王先明教授对清末民初“绅权”流变的梳理，到苏智良教授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说明，“变形”（包括变异）明显地构成了目前中国学者考察历史记忆问题的一线伏脉。
上世纪2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好相反。具体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事迹愈放大。因此，即使人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实情况，也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即使无法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这就是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曾引发持续多年的古史大讨论。今天的学者换个角度看顾颉刚先生的论断，发现顾先生其实通过历史传说和历史记载，揭示了历史记忆的一个特点，即变形，具体表现就是放大与拉长。
当然，与西方学者对“纳粹大屠杀”的关注相对应，中国学者同样非常关注邻邦日本的战争记忆样态。“靖国神社”、“慰安妇”一类问题，从历史记忆研究的角度讲，显然意味着某种历史记忆的强化，同时又是另一种历史记忆的弱化。突出与隐没、荒谬与正义，取舍之间，得以展露。
谁能说记忆与价值无关？谁能说记忆研究与价值无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记忆在历史长河中流淌，也在历史长河中流失。流淌的记忆会放大、缩小、扭曲、变形。流失的记忆会消磁、重建、虚构、填充。
记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动机”。受“动机”驱使，记忆甚至会成为“作局”的对象。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曾揭示，特定情况下被催眠的人会具有双重记忆，“一种是清醒时的记忆，另一种是催眠状态中的完全独立的记忆”。这两种记忆，实际都是在特定动机驱使下制造出来的东西。
情感与痴迷也会对记忆产生强化与弱化的双重作用。马克思说，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了这种病的人会“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记忆”。因为他们的全部情感都痴迷在了议会上，所以失去了“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
但是，不论记忆具有怎样的主观性，都无法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并且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述往事，思来者。”在中国古人看来，传承历史记忆，既是延续历史，更是为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在历史记忆的仓库中，储存着民族的基因与密码，蕴含着人类的良知与祈盼。“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通过历史记忆，人类的精神境界得以净化与升华。
历史记忆的民族形式，历史记忆的主体因素，历史记忆的丰富多彩、多元一体，显然都无从否定。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乃至个人利益，从来不曾脱离过历史记忆。
但是，历史的真实同样无从否定。真实的历史永远是记忆的基础与前提。历史的真实性总是穿透记忆的模糊性和变异性，顽强地表现自己。试图制造、利用记忆的变形来抹杀历史真实，归根结底是徒劳的。
形式化与形而上学，将记忆全部归结为主体的外化，或者简单地将记忆等同于据实直抒，都不能洞彻历史记忆的本真。
在此，唯物论与辩证法再一次证明着它的穿透力。
记忆研究，一刻都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记忆研究，同样丰富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
“记忆”贯穿于历史学的始终。史实、史家、史书，由历史记忆的红线横贯起来。通过历史记忆与失忆的研究，中国史学将愈加丰满、健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将愈加丰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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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3月02日(第67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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