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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慰安妇”幸存者调查看真实记忆的艰难
无论是宏大事件，还是日常生活琐事，对人类文明而言均具有重要的价值。被人类保存下来的信息，通常是历史学家为主体的人们自觉行为的结果，也是选择性记忆的结果。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真正被保存下来的历史信息数量少之又少，大量的信息已经在有意或无意间流失。因此，历史学家需要从自己的体验和感知中去设定搜集记忆的课题，以便尽可能地重构和复原历史。
人们往往不自觉地喜爱记住胜利与欢悦，对于失败与苦痛，常怀排拒之心，民族的记忆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非常敬佩在战争刚刚结束就完整保存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们，而为我们辽阔大地上寥寥无几的抗战遗址而感到遗憾。那些灾难性的、具有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或者是被阻挠与回避，或者因为令当事人难堪而不便被公开地记忆，或者是人们强迫自己去遗忘、不去思考、不去记忆。事实上，人们强迫遗忘的企图往往并不成功，一旦人们被告知不要谈论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却往往被记忆下来；在特定条件下，由于这些事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会使得记忆变得更加深刻。
“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实施的军事性奴隶制度。由于“慰安妇”制度具有隐秘性，加之日本军队与国家刻意销毁，留存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在田野调查中，以访问者口述印证他人口述、以口述印证文献的方法便显得极为重要。当然，对被访问者的了解和尊重、设问的角度、情感的交流、访谈中的倾听等细节，也可能决定访谈的成败。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多年来坚持调查研究，搜集了近百个幸存者的个性体验和苦难经历。为了检验幸存者记忆的可靠性与准确性，还尽可能地寻访历史知情人即见证人，甚至寻访加害者——日本老兵；并将口述材料与文献相印证，从而局部再现了日本在中国推行性奴隶制度的场景和史实，当然我们所记录的还只是冰山之一角。在调查中，研究人员也多次遭遇幸存者的否认与失忆，她们以回避来避免打开痛苦的记忆之匣。
口述记录使得幸存者的记忆个案得以保存，并从个人遭遇的视角，展示了残暴战争状态下无助女性的悲惨遭遇，翔实地呈现了时代的悲剧。这样的个案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如中国大陆第一个站出来揭露日军暴行的山西幸存者万爱花的曲折遭遇，曾躲入山洞当“白毛女”的云南人李连春的记忆，广西瑶族受害者韦绍兰及她的“日本仔”罗善学的往事。
这些“慰安妇”幸存者的个案资料弥足珍贵，这既是揭露日本法西斯罪行的重要证据，也是我们民族必须直面的伤痛记忆。中国受害者的口述与朝鲜、韩国、荷兰、菲律宾、东帝汶等受害者的记忆连在一起，组成了日本右翼和保守政治家难以攻破的证据链。
当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让中国人有了能够更加自信和自觉地思考历史的条件，有了能够直面20世纪中国悲痛历史的可能。但许多记忆已经消逝，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对某些历史事实采取集体回避的态度，令许多战争的亲历者、受害者的个人经历没有得到保存，我们应该记取这沉痛的教训。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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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3月02日(第67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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