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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绅权”变异
“历史记忆”并不只是对过往或逝去历史的单纯记述，当其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并被社会认同时尤其如此。首次提出“集体记忆”概念的哈布瓦奇（Halbwachs），就特别强调历史记忆的当下性。他认为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记忆是社会中不同人群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指标。主流文化往往控制记忆资源，对异文化采取压制态度，因为异文化抗争的重要手段，便是保存一种相对于主流文化记忆的它类记忆或者福柯所说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
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迁，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也处于频繁的变动与重构之中。与传统时代的发展走向不同，地方权力的重建开始张扬“民权”的旗帜，而不再是在皇权与绅权的平衡制约中有所取舍。在1898年的湖南新政和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两大历史事件中，关于“绅权”的集体记忆竟然呈现着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其中不免有绅士阶层“蜕变”劣化的因素，但也蕴涵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这种嵌入社会—权力结构的“历史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打倒绅士”这一时代号召的历史因缘，并由此造就了“大革命时代”农村变动的特定情景。
清末民初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历史记忆”并不外在于社会生活本身，它与社会生活进程和社会结构的联系难以分割，或者它本身也内化为社会重构的要素之一。晚清以来，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
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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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3月02日(第67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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