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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常年开放的庙会中，以东西两庙的庙会最盛。所谓东庙即指隆福寺庙会，西庙即指护国寺庙会。会期在每月初七、初八（护国寺）和初九、初十（隆福寺）。1930年，市政当局又将农历改为公历，即公历每月7日、8日和9日、10日开放。由于东西两庙庙会都在内城中，其形式与环境都要略优于外城和城市周边的临时性庙会，也逐渐形成了其自身特色。如护国寺庙会中的花局（即花店）和民俗手工艺，隆福寺庙会中的书肆（书店）和照相馆、电影院的兴起，都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反映了庙会形式与时俱进的新特点。类似护国寺、隆福寺这样的常设庙会，尚有花市、土地庙、白塔寺等地的常年庙会，但形式和游人层次略低于东西两庙会。
我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家中管束较严，从未去过京城的临时性庙会。倒是家中男佣女佣对庙会情有独钟，当时社会生活相对单调，于是庙会对他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我至今还记得他们每逢春节或三月初三从白云观、蟠桃宫庙会归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庙会上的所见所闻及看杂耍、买零食等，能谈论个十天半月之久。
隆福寺距离我家很近，是我经常玩耍的地方。只记得这里一年之中总是很热闹的。那高台阶的修绠堂书店，那摆放着上了色照片的照相馆，那散发着马掌水臭味儿的花局子，那小摊子上的各种蛐蛐罐儿和鸣叫的秋虫，尤其是跨进隆福寺山门，迎面飘来的各种煎炒烹炸小吃的香味儿，让人难以忘怀。
北京唯一不以寺庙宫观宗教色彩为依托的庙会当属厂甸。厂甸庙会起于明代嘉靖时期，迄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虽然关于厂甸的资料我们仅能追溯到清代中叶,但其规模、特色都成为北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春节逛厂甸的社会阶层已不仅仅局限于市井，而是延及官宦士林。鲁迅先生自1912（壬午）年初到北京，直至1926（丙寅）年离京的十五年中，除壬午那年会期已过外，几乎每年正月里都要逛厂甸，尤其是1913（癸丑）年春节，竟然去了七次之多。厂甸庙会的形式与内容，可以说照顾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如面向官宦大贾的文玩业，面向知识阶层的旧书业，面向宅门女眷的火神庙珠宝业，以及面向普通市民的民俗工艺、年画耍货、儿童玩具种种，使得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都能各取所需。厂甸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停办，至近年又恢复，成为京城春节盛景。据说今年的厂甸由于交通和环境问题，要搬迁至陶然亭公园举办，如此厂甸的特色和原有的氛围还能否得以保持，令人期待。其实，厂甸庙会搬迁，在历史上也曾有过。1900年庚子事变后，厂甸庙会移至宣武区香厂，为时三年，后又复迁回琉璃厂。前后变化是厂甸的中心由原来的海王村公园至火神庙区域向南北新华街纵向延伸。此外，由于现代社会假期的原因，今日厂甸最盛期在正月初一至初五之间，而旧时厂甸庙会时间更长，可延至正月十六日，其中以正月初七（人日）最为兴盛热闹。
庙会活动与一年一度的春节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春节喜庆的一项重要节日内容。近年来，意在将春节庙会打造成“中国的狂欢节”之议很多。其实，西方的狂欢节与中国的庙会并不尽相同，而中国的庙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渐渐地消失了以寺庙宫观为依托的宗教色彩。这些都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欧洲的许多著名教堂周边，其实早已形成城市中心的商贸区域，如巴黎圣母院、奈良招提寺、科隆大教堂、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等等，宗教氛围、历史遗迹、民族文化与商贸经济有机地结合为一个区域性整体，成为一种城市繁华的标志，并非是一种狂欢节性质。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狂欢节人群及文化也有着诸多内在的心理差异。
如今，春节庙会，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一个历史名词。在北京乃至中国的当代社会生活中，它应该是在春节这一特定时间里，集休闲、娱乐、交流、购物为一体的临时性场所，成为丰富春节假期的一项具有吸引力和观瞻性、参与性的活动。以北京的地坛文化庙会和龙潭湖庙会为例，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办庙会。而并非是旧时庙会的延续，在这样的庙会中，既融入了一部分传统形式，又开创了适应时代的新内容。而在今后的发展中，也会留有更多的可塑空间。但我想，或可保留一些更为传统的庙会形式。如厂甸庙会，一是可以考虑仍在原地举办，一是尽可能地保持些原有特色，使之成为更富有文化内涵，适应不同社会层次人群需要的庙会。□
（作者：燕山出版社原总编辑、编审，北京史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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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前线》2010-02-21 1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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