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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如何超越以及在哪些方面超越了丸山真男先生呢？
渡边浩：弟子的义务之一是反对老师，所以，怎样超越丸山真男先生，是我们这一辈学者的责任。
第一，丸山先生研究日本思想的时候，常常用西洋的框架来分析日本，他用来与日本作比较的对象只是西方。可是我觉得，仅仅以西方作为参照太过简单，我们应该和中国、朝鲜这些邻近的国家、邻近的文化作比较，而不应该忽视我们的邻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受到西方很大的影响，和西方作比较当然非常重要，可是，如果我们将日本和中国、朝鲜作三边的比较，就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其实这种研究的思路，我也是从丸山真男先生那里学来的。当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第一次访问丸山先生的办公室，我对他说自己想成为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丸山先生回答说：“如果你想研究日本，只知道日本是不行的。因为只知道日本的人，其实并不知道日本。为了研究日本，必须了解别的国家。”他要求我学习英语、法语、德语，因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接受了这些国家的影响，他还要求我学习中文和韩文，并且说，如果想研究“兰学”，应当学习荷兰文，如果要研究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在日本的影响，还应该学习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他自己并不懂得那么多种语言，可是他要求我去学习，大概他自己也觉得他的研究办法有问题吧。
第二，丸山真男先生把近代西方当作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而我没有那样的想法。当然，我相信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是很重要的，而且人类作为有着同样的DNA的生命体，肯定有着根本的共通性，分享着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不然社会就不能存在下去。可是，我并不觉得现实的西方就是人类发展的方向。丸山先生确信人类的进步，可是我不能相信近代化的必然性，我没有他那样的进步主义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我和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学者有共通的地方。我觉得人类的历史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而且不一定是好的方向。
您本人是研究日本思想的，近来您的研究又广泛涉及东亚诸国，这在日本学界好像是一个趋势，能否谈谈为什么会关注东亚？
渡边浩：我并没有特别去关注东亚，可是我相信，为了了解日本的历史，我们也应该研究、了解中国的历史，因为从古至今，两国的文化经济交流非常频繁。特别重要的是，日本人的自我认同和中国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德川时代的日本人觉得日本是一个小国，其实在同时代世界各民族当中，日本并不那么小，比英国、法国等等都要大得多，只是因为日本人参照的国家是中国，所以才会觉得自己是小国。
儒家文化中有所谓“中华”和“夷狄”的概念，日本是夷狄吗？很多日本人不想承认这种说法。当然有些儒学家承认自己就是夷狄，但是更多的人不能认可。所以有人说，中国是“文”的国家，我们日本是“武”的国家，我们也是很强的。还有人根据《论语》里的说法提出，“文”的方面中国比较好，可是“质”的方面，我们更好。总之，虽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树立自豪感和自我认同，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办法都是和中国有关的。
对日本来说，中国就是一面镜子，“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是在通过与中国的对比中而定义的。所以只看日本，不能了解日本的历史、日本的文化，这就是一个例子。
韩国和日本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我们都是“夷狄”，我们都接受儒学、汉字、中国的制度，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因素，比如说我们都用筷子，所谓“筷子文化圈”。进行这些比较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我懂越南语的话，我也会去研究越南。我开始是研究日本的，但是研究的对象逐渐扩大。我对欧洲、美国也很感兴趣，我差不多三十多年阅读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等等，可见我对欧美学术界的关注，所以我并不是所谓的“东亚主义者”。
在您的研究领域中，您和中国同行的交流如何？您对中国学术界的东亚思想史研究有什么印象和评价？
渡边浩：我和中国同行的交流很多，也有很多中国的学者朋友，还经常买中国研究者的著作。我每个月都看《读书》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二十一世纪》，非常有意思。我向中国的研究者学习，也向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学习。
说到中国的东亚研究状况，我有一位台湾的好朋友，他是研究东亚儒学的教授。遗憾的是他对日本和韩国的认识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而更多地关注那些用古代汉语写成的书，可是，如果不深入了解这些文献背后的社会和制度，就不能深刻地理解东亚的思想。在中国大陆，至少对日本社会的研究并不那么发达，特别是对于德川时代。比如说，很多人还使用“封建”这个词，而现在日本的研究者大多数已经不用这个词了。“封建”是英语feudalism这个词的译语，可是欧洲中世的feudalism和十七、十八世纪的日本有什么关系呢？因而把日本的德川时代叫作“封建”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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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0-2-21 1:51:5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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