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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关的是，这段文字不是汉代有关女娲补天神话的唯一记载。从纪实的角度看，其他材料与《淮南子·览冥训》的对比，可以看出有关女娲补天神话材料的缺失和疑问。比如关于女娲补天的起因，按照《览冥训》的交代，似乎是地震、洪水之类的自然灾害所致。然而王充在《论衡》的问话质疑中，流露出女娲所补，乃共工折却之天的意思 。这一说法似乎被唐代司马贞《三皇本纪》的记载所证实：“当其（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2］（卷三十）从这两条材料来看，这场天灾乃是共工的人祸所致。但这里仍然还有无法解释的疑点。因为关于共工与祝融（或作颛顼）战败而触不周山使天折水泄的记载，同样也见于《淮南子·天文训》的记载。只不过，《天文训》中的共工触折天柱使地维缺的事情与女娲补天无关。这虽然还不能完全否定王充和司马贞，但起码构成了一大疑点。况且，王充的话本身并不完整，扑朔迷离，司马贞的话又完全可能是依据王充的话捕风捉影而成 。所以关于女娲补天神话的起因，尚有待核实。当然，从神话和文学的角度说，我们倒宁肯希望二者之间存在这种因果关联。因为它对于女娲伟大神格的构成具有重要意义。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览冥训》所记女娲补天功成退隐的结局，应当不是该神话的原貌，而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该神话的记录者受到道家出世思想影响的痕迹。《淮南子》一书虽然古代书目多收于子部杂家类，高诱称该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环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1］（《淮南子序》）全书的主旨如此，所记女娲补天神话受其制约，在所难免。这里可见，神话一旦进入文明社会，其自身的纯净面目必然要被后代社会的思想文化走向所熏染。而文学的移位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二
女娲补天的文学化大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张华《博物志》中记载了女娲补天的传说：
天地初不足，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帝，而触不周之山，折天地，绝地维。故天后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注焉。［3］（p．9）
有意思的是，张华显然不认为共工折断不周山是女娲补天的起因。这似乎与王充以及后来司马贞的理解有矛盾，但从内容上看，张华所述几乎是《淮南子·览冥训》中女娲补天故事和《淮南子·天文训》中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触不周山故事的合成。而且在两件事情的先后顺序的排列上似乎也更倾向于《淮南子》。至于文学意味，《博物志》的描写似乎比《淮南子》还要简略，但相比之下，《淮南子》的描写尽管详于《博物志》，但作为诸子著作，它最终毕竟落脚于道家出世之想。而《博物志》则去除了女娲功成退隐的内容，只保留了女娲补天的主体因素。尽管《博物志》不过为典型的六朝志怪“粗陈梗概”，“丛残小语”的简略笔法，但因其脱离了诸子著作以阐发观点的议论为归宿的宗旨而使其向文学迈出了重要一步。作为小说故事，《博物志》中保留了女娲补天故事的精粹部分，为后来的女娲补天传说向文学的移位起到了重要的情节内容的过滤传承作用。
诗文中最早描写女娲补天题材的是南朝梁代江淹的骚赋《遂古篇》：
闻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涬无涯边兮，女娲炼石补苍天兮，共工所触不周山兮。［4］（卷四）
从内容成分来看，文中保留了女娲补天神话中的基本要素：水火之灾，炼石补天，共工触不周山。然而，江淹以其文学家的妙笔，将这些要素以整齐铿锵的音节和华美风雅的文字加以整合，构成了一幅宏伟壮观的女娲补天图。从而首次从文学的意义上完成了对女娲补天神话的继承和移位。和神话中的女娲补天记载相比，《遂古篇》的文字失去了神话记载中远古人们对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焦虑，淡化了补天成功后远古人们的那份由衷喜悦之情，也摈弃了汉代记录者所赋予的道家出世色彩。与江淹同时代的刘孝威也留下了女娲补天诗句：
女娲补石，重华絫金。［5］
时间的久远，使后人消除了与自然灾难的切身利害关系，能从审美的角度关注女娲补天这一神话题材，赋予其美好的审美意蕴。
到了唐代，女娲补天题材完全被文学家打造成为远离神话原型的文学天地。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补天神话中的各个母题单元，都被文学家的生花妙笔加以渲染，成为琳琅满目的文学形象。其中有的是以“断鳌足以立四极”来作文章：
金鳌腾腾高百丈，昔者曾游东海浪。女娲断足奠坤舆，怒身化作安吴嶂。骨肉虽变魂魄鲜，千秋万古生云烟。［6］（《全唐诗补逸 献题金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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