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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笑话《炒锅生儿子》也是如此。在阿富汗流传的版本中，邻居借了阿凡提的锅，归还时多加了一口小锅，并对他开玩笑说，这是锅生的儿子。而后来阿凡提向他借锅，并且以锅死了为由不给邻居还锅，小小地戏弄了一下无辜的邻居。但是在新疆流传的同类故事中，是阿凡提先向贪财的巴依借锅，还回去时说锅生了儿子。当巴依让他好好照顾大锅，以便让大锅多生几个儿子时，阿凡提以大锅死了为由，戏弄了贪心的巴依。
在《不给借驴》故事的较早版本中，如土耳其、阿富汗、伊朗故事里，基本情节都是一致的。故事讲道有人向阿凡提借毛驴，他不肯借并且撒谎说驴不在家，这时毛驴大叫被来人听见，阿凡提回答：“一个人只相信毛驴的话，而不相信我的话，这样的人是不值得借给任何东西的。”虽然回答中显示了阿凡提的机智，但不免有些强词夺理。但在当代新疆版故事中，首先就说这是一个懒汉来借驴，于是阿凡提的吝啬变得理直气壮，“我现在才相信你为什么这么懒了，原来你就是不肯听有胡子的老年人的话，倒相信毛驴的话呢。”
与之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虽然具体变化的故事因素不同，有的是主人公变化，有的是原因变化，有的是结果变化，有的是具体做法的变化，但就总体情况来看，阿凡提的形象变化趋势是比较明朗的。正是这些故事的流变，使我们看到一个勇于反抗旧势力的英雄逐渐成长和完善起来，那些属于性格缺点的部分被有意删节或者改变。流传过程中，所有变迁的故事因素在体现阿凡提越来越多优秀品质的同时，也越来越将封建统治者和反动宗教权威当作靶子，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和抨击，从而使阿凡提故事更加符合时代演变的要求。“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些讽刺、嘲笑“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内容又融入这一故事系列，但数量并不太多，从阿凡提形象的变化来看，人物形象趋于正面化、英雄化依然是主要趋势。
三、阿凡提故事流变的原因及分析
如我们所知，“民间文学作品由于采用集体的、口头的创作和传播方式，便直接决定了它本身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民间文学作品这种自然而然变动的特点，是和作家书面文学的稳定性相区别的重要标志。”⑦上述阿凡提故事的流变，集中体现了民间文学的这一特征。民间故事来自广阔的社会生活，来自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因此，探究阿凡提形象演变过程的外部原因及内在规律，更能加深我们对民间及民间文学特质的理解。
阿凡提故事之所以在流传过程中会发生明显变化，总的来讲是因为历史条件的变迁促成的，具体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首先，由于不同地域或不同时代对宗教及宗教神职人员的认识不同，因此，在知识分子所收录的各个版本中，阿凡提故事体现出较明显的宗教意识变化。
从外来阿凡提故事的译介情况来看，土耳其故事集是较早的一个版本，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正面宣扬伊斯兰教教义的内容。土耳其是一个政教合一，奉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而阿凡提故事的收集者拉米伊是一位生活在16世纪的诗人和作家，他在一段诗中，表达其整理编撰过程中的基本态度：“愿真主保佑纳斯列丁的灵魂吧！他是一个值得我们为他祈祷的人，他的每一句话都值得赞美。我们应该对他的每个指示加以解释，别以为这个爱说俏皮话的人是个傻瓜，在他的每一句话里都含有奥妙的意思。”⑧ 因此，拉米伊在收集的笑话中，把属于阿凡提的具有一定自由思想和轻佻的笑话都排除在外，同时，给相当一部分故事又加上一段具有说教意义的结尾。这种有意作为，使阿凡提故事带有空前浓厚的宗教色彩，与其他地区流传的故事大为不同。
在阿富汗版的故事中，基本上没有或极少有关于伊斯兰教教义的宣扬。我们虽然不能肯定是否这就是口传时的真实情况，但其收录编撰的具体过程似与主人公形象特征有关。据介绍，《纳斯尔丁·阿凡提的笑话》编者是出生在印度的一位阿富汗作家，而这本书是先流传到英国去，1966年在英国出版，然后才由英译本传入我国的，原名为《无与伦比的毛拉纳斯尔丁的丰功伟绩》⑨。从这一点来看，这个版本的阿凡提故事宗教意味很少，与其在译介过程中经过的非伊斯兰文化影响地区及原版故事的收录年代有关。
在《伊朗阿凡提的故事》中，已经开始出现怀疑或者讽刺伊斯兰教教义的故事，对此上文已有提及。译编者在后记中谈到“这是根据哈吉穆罕默德·拉玛扎尼编辑的《毛拉·纳斯尔丁》⑩ 译编而成的。”“译编出版这本小书，对扩大眼界，增长见识，了解伊朗人民数百年来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斗争和生活，以及他们的理想和愿望，肯定会有所裨益。”（11）原版为20世纪60年代整理的，这个阶段在第三世界对宗教的狂热远及不上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狂热。虽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我们不能忽略这个时代特征。
至于收集整理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阿凡提故事，在这个方面更是凸显了历史合力对文学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版本，阿凡提故事对阿訇或者胡大的讽刺都不是针对宗教教义本身的，这是我们在研究时必须分辨清楚的立场，因为对伊斯兰教的信奉在上述国家或地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实际上，在故事中，这些宗教神职人员主要是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合谋者而被讽刺戏弄的，换句话说，对他们的反抗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对整个剥削阶级的反抗，而对胡大赐福的怀疑，也主要是从侧面来表现劳动人民对现状的不满和控诉。基于此，在中国当代阿凡提故事中，阿訇、伊玛目等人被有意放置在与国王、大臣、巴依同样的位置上，让他们一起接受人民的无情嘲笑和辛辣讽刺。
其次，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会使故事及人物形象本身发生较大变化，这一点比较鲜明地体现在我国新疆流传的阿凡提故事中。在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创作在整体面貌上主要受到政治思潮影响，作品类型、人物形象比较单一，更多情况下，作家有意或者无意地把文学作品当作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由于民间故事的文本化需要依赖精英知识分子的工作，因此，不难想象，受到左倾思想影响的学者在收录和改编阿凡提故事时必然会形成某种特有模式。这也是为什么此时阿凡提故事中会出现这么多阶级斗争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阿凡提经历了一个被“造神”的过程，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完美英雄，同意识形态的背景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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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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