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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认为是人类学最早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也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人类学作品)中，几乎每一位作者都对民族志话语书写方式的文学性给予了关注。例如，詹姆斯•克得福德(James Clifford)在其论文《论民族志寓言》中，就提出要将民族志本身当成一种由有影响力的故事设计出情节的表演。并且强调了这些故事在描绘真实文化事件的同时，进行了附加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是宇宙论的陈述。民族志写作在其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上都是寓言性的。这就肯定了民族志中的人物确实带有文学性。马尔库斯(Marcus)在《跋：民族志写作与人类学职业》中很明确地指出，圣菲研讨会(《写文化》的各篇论文就是在此研讨会的基础上诞生的)的任务就是通过展示解读和写作民族志的不同方法而引入一种对民族志实践的文学意识(1iterary consciousness)。而且他认为，当今的人类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是作家，作为正在走向成熟的职业学者，按照常规，他们已经超越了那些曾将他们引入人类学的民族志模式。保罗•拉比诺在《表征就是社会事实：人类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文中，通过将克利福德•格尔茨(Geertz)的解释人类学与詹姆斯•克利福德(Clifford)的文本主义的元人类学并置比较，成功地读解了克里福德所提出的四种人类学写作模式，即经验的或现实性文本、解释性文本、对话性文本以及复调文本，并最终阐明了表征就是社会事实。其他人类学家，如迈克尔•M.J.费希尔、斯蒂芬•A.泰勒、温明森特•克拉潘扎诺等.也对民族志文本的写作模式、写作策略、修辞的使用(例如反讽、幽默的运用)以及语育技巧的展示等方面进行了文学意义上的探索。
与《写文化》同年出版的，还有另外一部重要的文学人类学作品《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这部著述不仅对1980年代的批评浪潮之潜在意义进行了深刻的评述，而且还对民族志创作的主题、风格以及“文学转向”的实质给予了十分深刻的读解。指出了现代主义民族志文本应该强调民族志作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对话，或者力图使读者卷入分析的工作中去，并认为多样化的合理的声音和观念之间的对话将成为现代主义民族志文本书写的新趋势。
自从《写文化》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为民族志描写的文学性正名以后，许多人类学家都继续着这种话语。格尔茨(Geertz)在他获奖的《作品与生活》(Works and Lives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一书中指出，人类学写作应该包括讲故事、制作图片、构思各种象征主义并进行描述和比拟：“半信半疑的作者试图使半信半疑的读者相信他们(作者的)那一半的确信”。很明显，格尔茨已经十分确定地将人类学文本视为一种文学文本。美国人类学家诺曼•邓金(Norman Denzin)认为田野民族志作者对各民族的描述应该超越传统的、客观的写作方式，写作出更具实验性、更具经验性的文本，其中包括自传和基于表演的媒体；更多地表达情感；文本要小说化，借此表达诗意和叙述性的事实，而不是科学事实；同时还要面向活生生的经历、实践、采用多视角进行写作。邓金的言论似乎在告诉我们，田野民族志的本质就是它生而具有的文学性，人类学家对此应该毫无条件的承认。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类学家都会对这种“文学转向”表示认同，事实上，抵制性或拒绝性的量依然十分强大。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人类学自身有着长久以来的学术传统，存在着某种具有排斥性和排他主义的写作方式，而文学传统对人类学写作的深刻嵌入，在某些层面上，则意味着人类学要向他的对手做出让步。而此种让步的直接后果便是，迫使人类学家改变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实践方式与写作方式，这对某些人类学家而言，似乎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底线”。他们担心这种挖掘知识诉求如何具有修辞性的做法会降低人类学作为一门严肃知识的可信度；并且强调人类学家创作文本并不是为了确立某种文学性的观察：即既不是为了形成某种独特的风格，也不是为了融合入所谓的修辞上的“先锋实践”。所以，人类学家如果反思这些文学性的问题而不是调查研究外部世界，这种做法会被认为是不恰当的。
关于实验民族志中的“文学转向”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应从不同的视点加以辩析。首先，我们还是要强调文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二者在写作的基本旨趣、表述基础、表述方式以及对逻辑推理、艺术追求等方面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相对于文学写作而言，人类学写作要包含更多的现实主义精神，其写作的第一要义就是忠于事实，而不是获得艺术上的满足。相反，文学写作对此方面的要求显然要弱化许多，借用Erickson的话来说，即使文学把自己的目标定为现实主义，可是在描述的精确性上，两者(文学与人类学)依然是不同的。因为总是最先形成观念，而后才是将现实与之匹配。此外，人类学写作常常注重前后关联以及推理上的逻辑，而文学写作常常是比较含蓄、抽象，比较自我的，并不注重推理上的逻辑性，它所追求的往往是一种非逻辑的艺术上的美感。
然而，清楚地标示出人类学写作与文学写作的迥异特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法逾越二者所具有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事实上，在人类学与文学各自对社会生活进行现实主义的表述过程中，它们存在着许多交叉与重叠之处。而且，如果我们将文学与人类学联立起来加以析解，会很真切地看到二者之间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联。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中对人类学的定义是“人类学，是关于人类本性的话语”。同样的，对于人类本性的话语叙述以及对人类本性的思想关怀也是文学本质的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人类学写作还是文学写作，似乎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建立对人性更广阔认识的手段。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人类学写作的特有生产模式与文学传统加以整合，创作出一个兼具文学和人类学意味的文本。因此，我们并不同意Aunger将传统民族志视为对“科学”的追求，而把实验民族志看成是对“艺术”追求的截然分法。
此外，每一个人类学家在民族志描写中都具有极大的个体性，他们可以凭依自己的意愿，采取多种形式来书写其田野经验。事实上，许多人类学家(包括传统民族志学家)都是这样操演的，像马林诺夫斯基、本尼迪克特、埃文思—普里查德、列维—斯特劳斯、利奇、格尔茨，等等人类学家，都曾使用过“田野日记”、“论文”、“专著”、“游记”等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写作。以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为例，他在对南比克瓦拉(Nambikwara)等几个原始部落的田野经历进行描述与分析时，既写就了《结构人类学》这样的理论专著，也完成了类似于个人“游记”的《忧郁的热带》。此时，我们已不能严格地区分斯特劳斯的民族志描写究竟是人类学写作还是文学写作了，因为“民族志与文学作品一样需要诠释”。
综上所述，我们既要对人类学写作与文学写作在写作方式与风格等方面的一系列差异有一个深刻的认知，但是又不能仅仅囿守于此，被自身所围困，否则，人类学将无法界定自身。所以，我们不应再规避民族志所具有的“文学品质”，而应努力在民族志描写中树立一种“文学意识”(1iteraryconsciousness)。尽管对某些人类学家而言，这样的言论会让他们心生不悦，但是民族志描写的历史与现实都已经证明：民族志的文学或修辞之维不应再与它的事实部分如此轻易地被分割开来。这正如普拉特(pratt)所言，“没有必要把特定的修辞手段和风格流派与某一学科之间的关联看成是自然的或者天生的，就如同人类学家过去曾经采取某些手段，而如今他们可以发明出新的方法。人类学文本没有必要远远地疏离于小说、游记、回忆录和新闻报道，或者前卫的文化评论，这些其实都可以被看成是某种对应的‘书写社会现实’的方式。”[21]也许我们应该承认：“民族志是混合的文本活动，它跨越不同的体裁与学科”。在民族志文本的生产中，对风格、修辞和辩证的自我意识将引导我们发现其他更富想像力的写作方式。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应忘记：我们坚持民族志是一种写作，但绝非是要声称民族志“只是文学”，甚至是借助文字上的游戏，来实现一种智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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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2010-02-01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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