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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洲是一位日裔美国人类学者，研究方向是博物馆。为了给自己的博士论文收集材料，她来到中国做关于博物馆的“异文化观察”工作，希望通过参与博物馆里的日常事务来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状况。经过引荐，长洲获得了在S博物馆的实习生身份。然而从进入博物馆的第一天起，长洲发现S博物馆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地充当自己做研究的“小白鼠”。不仅新官上任的博物馆馆长对她的研究计划不以为然，而且博物馆里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对她的研究也没有关注的热情。随后长洲发现，许多中国的实习生也跟自己一样，整天处于无所事事的“闲游”状态。更糟糕的是，长洲发现实习生的身份并不能使自己被当做一个正式员工来对待。
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洲从与同龄人的聊天中收获了一些“二手信息”。她学会了见机行事，可以从受访者一些微妙的表情和眼神里读懂哪些是他们不便于提供的信息，她也就不必勉强。长洲开始意识到在民族志中应该记录哪些材料，也意识到博物馆里明确地区分了两类人——行政管理人员和学术研究人员。一些和她年龄相仿的受访者开始向她抱怨这些行政人员“根本不懂博物馆”，他们的工作轻松而简单，除了整理资料和一些财务工作就是躲在电脑屏幕背后“偷菜”。有时候，长洲想跟这些相关专业毕业的硕士、博士聊聊学术问题，但发现他们似乎更喜欢美剧、韩装、美食……长洲坦言自己的田野调查作得有些无奈，不知道她将这些观察和经历带回西方社会，会呈现给人们一个怎样的世界。
长洲的经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事实上，随着中国社会开放程度的加深，正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参与到“中国研究”这个命题中来，其中不乏人类学家。这些学者在中国这种对他们而言的“异文化”中开展田野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描写的时候，他们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长洲在S博物馆的遭遇，不仅仅涉及到西方学者与中国研究对象的关系这样一个命题，更涉及到当代民族志写作所普遍面临的一个世界性议题。
人类学与博物馆就如孪生姐妹，作为早期人类学家最初的工作场所，博物馆的建立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博物馆主要代表了人类学者对静态的“物”的收集的话，而人类学研究的另一重要产品呈现形式——民族志，则体现了人类学者对动态的社会文化事项的收集。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博物馆与民族志一同成为人类学这一学科的象征符号。
莎朗·麦克唐纳在《博物馆作为镜子：民族志的若干反思》一文中生动地讲述了其本人在博物馆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历，强调了影响民族志写作的诸多因素，并指出，博物馆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映射目前民族志研究面临的问题。长洲在分析自己在中国博物馆里从事田野调查的经历时验证了麦克唐纳的说法，即民族志写作是置于一种政治背景下的，深受权力语境的制约。人类学者写作民族志的过程中往往面对三个方面的立场：自我立场、他者立场、还有一方是来自政治权利的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也许不是来自单一的一个方面，因为政治权利关系本身就错综复杂，民族志写作也不得不在这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委曲求全——人类学者一边写作民族志作品，一边不由自主地斟酌研究对象的利益，尽量避免触犯他们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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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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