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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义: 当代民族书面作品中的潜在资源
到了新世纪之初，随着民族志、民俗志、地方志等学科的日趋成熟，对这些学科的编纂工作也势在必行，但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的缺失又使其学科陷入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只能转向“口述史”，从中寻求论证学科所需要的“贵重”资源。在一个人口较少而且长期经历了“无字”历史时期的民族中，口头文本犹如一块历史和社会的“活化石”，使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风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得以传承，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社会意义。当前个别民族语言的濒临消亡，引发出人们对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和高度关注。口头文本确实是中国一些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载体，而且一直在民族内部占主流地位，这就推翻和颠覆了人口较少民族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神话”，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来挖掘口头文本所蕴涵的价值。
1.民族精神的映现和文化寻根的意愿
很显然，中国各少数民族对民族“通用语言”——汉语的娴熟，给民族精英带来了推出和展示民族特色的机会，也就是说，这种“通用语言”为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使中华各民族在民族文化“大合唱”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给各民族文学作品提供了以主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机会。在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学中，民族精神的“言说”和文化寻根的“书写”成了新的维度和向度，“言说”和“书写”中整合的是丰富的资源，这就推及和追溯到长期在这些民族中间流传的口头文本。新时期的双语(汉语)民族作家从民间口头文本中汲取了大量的养料，为自己的创作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在裕固族中流传的《西志哈至》的故事既是民族精神的映现，也是民族文化寻根意愿的表达。多少年来《西志哈至》一直响彻在裕固族人的耳边，印证了他们在历史上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背负着沉重历史从遥远的“西志哈至”迁徙到河西走廊的艰辛。同时向裕固族人叙说着自己的族源，不时地增加族群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在当代文坛上出现的能够代表裕固族文学成就的作家，像铁穆尔、贺继新、妥清德、达隆东智等，其作品中对民族精神的展示和进行文化寻根的意愿，都是民族记忆和原始经验的表达，这种集体无意识早在书面文学出现之前就以口头文本的形式在裕固族民间流传。
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中，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深层结构，处于“外围”的文化现象是这种深层结构的文化表征。新世纪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通过对民族历史和现实的书写，以便在多元共生的文化语境中彰显自己的民族精神。对于经历了“无文字”时代的民族而言，在民间传承的口头文本成了民族历史的载体，从这些珍贵的口述史料中，人们探寻历史真相，发掘民族精神。与一个民族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历史情结”，如部落生活、族群迁徙、民族战争等，都在口头文本中有着详实的记载，进一步为民族精神的“表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当代诞生的一部裕固族“史诗性”巨著《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就是作家铁穆尔在民间口头文本的基础上对民族历史的“演绎”和民族精神的“表白”。当代少数民族书面写作中出现的历史想象、民族志诗学和民俗书写，无疑是地域风情和民族精神的展示。这些体现在书面作品中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貌，是近年来人口较少民族书面书写的鲜明倾向和价值追求。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所推崇的“民族特色”，在某种意义上，有一部分作品可以说是对传统口头文本的“翻版”和“改写”，无论是书面作品中风俗的描述还是仪式的展演，均能在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本中找到它们的渊源。在展示“民族特色”的书写背后隐匿的更多是文化寻根的冲动，裕固族诗人妥清德的“黄泥堡草原”系列组诗，寄托他“对遥远往事的一种奇思妙想，平平读来，似乎是当代人的野炊火郊游，但它深层叙说的是一个民族的一段历史，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②是一次诗意的文化寻根。在书面作品中凭借民族精神的展示和文化寻根的书写，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不断地打造自己的民族特色，以便实现自己在中华多民族文学“论坛”中的“话语权”。
2. 传统题材的复出和民间故事的延续
如果口头传统在一个民族中长时间的占据着主流位置，开始书面书写之后的民族“新文学”必然带着口头传统的印记。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些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似乎发生了重大的转型，殊不知在书面文本的背后隐现的是另外一种“传统”。当代意义上的一批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把经过“转译”和“改写”的口头文本，用汉语“转换”之后推向文坛，以便使族群之外的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学进行充分的认识。当一些读者以客位的姿态领略民族风情或者过分地陶醉于“异文化”书写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当代书面文本与口头传统之间的关系。在当代书面文本中无论是口头题材的复现即或是民间故事的“改写”，都显示了对民间口头传统的延续。
当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能够代表裕固族书面文学成就的作家，铁穆尔就是其中的典型，细读他的书面文本就会发现其中借用口头传统的明显迹象。《白马母亲》③是对裕固族创世神话《沙特》及其变体“马头琴故事”的“复述”，《北方女王》中出现了“北方女王”的传说……民间故事成了铁穆尔作品的重要组成“因子”。正如铁穆尔自己所说：“我所熟悉的就是漫长的繁忙和艰难的生活，就是听人们讲草原上的童话、传说故事、神话、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片断。”④也正因为他对这些在民间流行的口头传统的熟悉，在进行书面表达时能够信手拈来，把口头文本“移植”到书面作品中。阅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其中对口头文本大量的借鉴和运用，这给人增加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同时也使作品充满了浪漫气息和神秘色彩。
3.叙述范式的提供和言说方式的承袭
曾经长期生活在无字状态下的人口较少民族，民间的口头传统渗透到民族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显然在这个民族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口头传统犹如一本民族“教科书”，几乎为族群内部的所有成员接受和掌握，使他们对本民族历史、信仰、文化、习俗等形成全面的认识。同时大量的口头文本也在代际之间不断地传承，成为一个族群繁衍中的主要“精神食粮”，正因为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人们从小耳濡目染，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口传文学思维。毋庸置疑，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本无法脱开口传文学思维的“窠臼”，在作品中浮现的是对口头传统叙事策略的沿袭和言说方式的承接。
裕固族作为一个人口较少的民族，虽然长期缺乏书面文字资料，大量的口头文本却一直在民间流传。裕固族人用自己的口头语言叙说历史，认识自然和表达情感，民间口头文本在裕固族人的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裕固族作家以讲故事的姿态出现在当代文坛，翻阅裕固族书面文学作品给人一种听故事的感觉，作品中有善恶对比的主题，曲折动人的情节和神奇浪漫的风格，这些叙事策略与裕固族口头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小说《亚斯塔拉人家》⑤(杜曼)和散文《白马母亲》⑥(铁穆尔)等中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有偶然的相遇，也有必然的悲剧，充满着传奇色彩和浪漫气息，映现在这些当代小说中的叙述方式正是裕固族口头传统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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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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