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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任教的5年生活，奠定了作为学者，特别是作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的学术根底。曾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先生认为：
“……一多到清华任教授以前，在别的大学担任过重要的行政职务。几次学校内部风潮，使他对于学校行政感觉厌倦。到清华以后，先七八年，拿定主意，专心致力研究工作。他的学问也就在这个时期，达到成熟阶段。在战前，有一次叶公超先生与我谈起当代文人，我们都同意，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21}
的确，经过清华5年学术研究的积累，闻一多作为知名的中国文学史家的地位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和接受，同样，也开始受到了学生的尊敬。1938至1944年是闻一多学术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此后，他的许多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了。{22}在他最后一个学术研究阶段，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3项，第一是周易，第二是楚辞，第三是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期间当然还夹杂着一些文字考证、唐诗研究、诗经研究、神话研究和庄子研究。关于闻一多研治《周易》的情况，冯友兰有回忆：
“……清华在南岳麓山的校舍只建成了很小一部分，不能用，只好把理、法、工三个学院设在长沙市内，把文学院设在长沙以南一百多里地的南岳市。南岳市是衡山脚下的一个市镇，南岳庙就建在这里。在南岳市附近几里地的地方，有一所教会学校，叫“圣经学校”，后靠着衡山，大门前边有一条从衡山流下来的小河。大雨之后，小河还会变成一个小瀑布。地方很是清幽。在兵荒马乱之中，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读书，师生都很满意。在这里教师同住在一座楼上。楼在山坡上，每次到饭厅吃饭，要上下爬二三十级台阶。大家都展开工作。汤用彤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摆开一案子的书，考订《周易》。学术气氛非常浓厚。”{23}
另外，与闻一多在南岳同住一室的钱穆在《师友杂记》中，也记录了闻一多在南岳时刻苦研究学术的情况：
“一日，余登山独游归来，始知宿舍已迁移，每四人一室。不久即当离去。时诸人皆各择同室，各已定居。有吴雨生、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而尚留一空床，则以余充之，亦四人合一室。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24}
钱穆虽然没有提及闻一多研治《周易》，──这或许是闻一多研治《诗经》、《楚辞》留给他的印象更深。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闻一多这一时期包括研治《周易》在内的钻研劲头。1942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讲授《周易》，主要从文字训诂入手。从目前收入12卷本《闻一多全集》的《周易》研究论著看，共5部分，即《周易义证类纂》、《周易新论》、《周易杂记》、《周易字谱》和《周易分韵引得》。除《周易义证类纂》1948年收入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外，其他都是根据手稿第一次排印出版。这反映出《周易》研究对闻一多先生而言，还是一项未完成的学术研究工作，他对《周易》中的字作了训诂考证，对卦辞根据其反映内容，作了分类。但整体的释义校订工作，因受各种因素的限制，还不能像他研究楚辞完成《楚辞校补》那样拿出完整的成果。
相对于《周易》研究而言，闻一多在楚辞研究上获得了重大突破。这里所谓的重大突破，其标志之一是闻一多最终完成了《楚辞校补》工作。这一学术成果在当时就获得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44年5月，获得了教育部审议会颁发的1943年度学术二等奖。有关闻一多对楚辞研究的大自构想，主要集中在他的《楚辞校补·引言》中。他认为：
“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使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25}
闻一多的这一学术构想，很有可能是他在10多年的楚辞研究中逐渐感受到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说与他在清华任教时期所感受到的清华学术的规范也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早在30年代初，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就提出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26}，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古人的许多思想观点都是针对当时情况而发的，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许多材料流失，背景也不为人所知，结果不仅是文本意思晦涩，而且不少观点在后人看来也显得怪异可笑。因此，尽可能地占有史料，对史料进行梳理，弄清其原初的含义，这是古史研究“同情之理解”必不可少的前提。这种对待古代史料的态度和治学方法，实际上构成了清华人文学术的基本规范。以当时的清华中国文学系为例，陈寅恪对唐代史料的考证，杨树达对《汉书》的研究，刘文典对《淮南子》的集释工作，朱自清后来对言志问题的辨析，乃至闻一多自己的研究工作，其实都是沿着这样的一条思路在进行。所以，闻一多在《楚辞校补》中所强调的研读古书的方法，一方面当然是对楚辞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而发，但另一方面实在是沿袭了清华人文学术的治学方式。因为清华出身的人文学者的治学过程中几乎普遍反映出了这种共同的治学方式。至于闻一多在《楚辞》研究方面的具体成就，郭沫若在《闻一多全集》的序言中有所论述，费振刚先生在《闻一多先生的〈楚辞〉研究》一文中作了专题的研究，我想这些都是研究者所熟悉的，也不用我在这里重复。{27}
闻一多在40年代最想完成的学术工作，是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尽管早在青岛大学时期，闻一多就讲授过“中国文学史”，但经过清华和西南联大七、八年的学术研究，闻一多对中国文学史的领会已不同于以往，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发明，特别是在先秦和上古文学研究上。而且在文学史的研究范围中，闻一多将研究扩大到对社会史材料的搜集整理上，获得了不少收获。如，对《周易》卜卦辞的分类整理，从中挖掘出远古时期的文学描写记录。对《诗经》、楚辞和原始神话的研究，从中也有新的收获。这些具体的文学史材料的挖掘、整理，积累到40年代已渐渐形成整体突破的格局。这一点，我们从闻一多40年代发表的《文学的历史动向》及未完成的手稿《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国上古文学》中，是不难获得这样的印象的。{28}可惜，闻一多早逝，这项计划中的工作无法完成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从他的未完稿中还是能看到，在一些大的文学史框架上，与原来清华学者对历史的认识上的类同之处。如，在《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闻一多对唐代文学的分段上，就与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所强调的两分法暗合。陈寅恪着眼于唐代文化发展的大势，将唐代文化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其分界是唐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这之前的文化大都为山东士族所把持，而之后则是通过科举进士出身的文人把持。所以，陈寅恪认为：
“……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29}
陈寅恪先生的这一观点，包含着他对唐太宗的文化政策及唐初文化与隋朝、六朝文化制度渊源关系的认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中也有相类似的看法，但作为一种文学史的划分法，最明确的还是在《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得到表述。不管闻一多的这种文学史断代方法是如何产生的，我以为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以往清华时期的学术环境，包括清华学人的一些学术观点，无形中感染和影响到了闻一多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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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1年11月号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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