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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曾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吴组缃先生回忆说：“闻先生的文人气质很浓，他是新诗人，却讲古代文学，所以总觉得学生不满意。那时，清华同学与老师年龄相差不太多，有的已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由此认为自己不比老师差。再说当时文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古代文学，朱自清讲中国新文学研究，有很多人反对。同学们中间确有人存有闻先生是新月派，教不了古代文学的想法。一次课上先生讲训诂，认为‘振’、‘娠’互通，赖天缦同学认为先生讲得没有根据，先生很生气，发了脾气，说：‘你说该怎么讲?’我在一边笑了，先生说：‘你笑什么?’我说：‘你说不同的意见可以讲，人家讲了你又发脾气。’课上不下去，闻先生以周没来上课。后来，先生到教室，见没有人，又去宿舍让我们上课去。”引自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P441-442。
{11}参见《朱自清全集》第9卷，P233，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12}《朱东润自传》第8章“武汉大学前八年”，其中提及闻一多与陈登恪的关系。参见《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四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1月第1版。
{13}《四声三问》收入《陈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14}参见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P430-431。
{15}前两篇文章见《闻一多全集》第6卷，后一篇文章见《闻一多全集》第10卷。
{16}傅璇宗在《闻一多与唐诗研究》一文中非常准确地指出闻一多对唐诗的研究侧重于从文学演变的发展过程来论述问题，所以，对一些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作品的评价，如，对唐太宗的评价，对宫体诗及《春江花月夜》等作品的评价，不是闻一多唐诗研究的重点所在。参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宗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事实上，如果将闻一多的唐诗研究与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韩愈》等文章的观点和研究方式加以对照的话，将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闻一多唐诗研究的侧重点及研究方式。
{17}参见《朱自清全集》第9卷，P178。
{18}参见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P428。
{19}参见《闻一多全集》第10卷。
{20}如，陈寅恪在中文系开设“佛经文学”课程。另据蒋天枢所记：“先生自归国任教清华后，逐渐展开对中译本佛经之研究，尤其在迁居清华西院三十六号后，用力尤勤。”参见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P85。而陈寅恪迁居清华西院36号，时间为1935年。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附录)1933年10月刊载于《燕京学报专号》第2期。胡适1931-1932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思想史”时，专门讲了“佛教”、“佛教的输入期”、“佛教在中国的演变”、“印度佛教变为中国禅学”等。参见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小史》。
{21}冯友兰：《回念朱佩弦先生和闻一多先生》，参见《三松堂全集》第13卷，P753，1994年1月第1版。
{22}据闻一多先生当年的研究生季镇淮回忆：“1944年的秋后，闻先生兼任昆华中学国文教员，也就住在那学校。有一天下午我去看他，记不得话头是怎样说起的了，我说了一句十分可笑的话：‘我想看一看共产党。’‘好。’闻先生微笑着，‘等一下就有人来’。果然，一会儿听见有人来了，闻先生又抱歉似地说：‘你到那边屋子里去坐坐吧。’这一天我虽没见着共产党，但我却会意到闻先生这时的政治工作已经深入了。”参见季镇淮：《回忆闻一多先生》，收入季镇淮著：《来之文录续编》，P32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另外朱自清在日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23}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P98-99，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2月第1版。
{24}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P210-211，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9月第1版。
{25}参见《闻一多全集》第5卷，P113。
{26}陈寅恪先生提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因今日所得见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参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P24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
{27}郭沫若的《闻一多全集》的序与费振刚的《闻一多先生的〈楚辞〉研究》，收入季镇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28}上述3篇文章收入《闻一多全集》第10卷。
{29}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P7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另外陈寅恪先生在50年代发表的《论韩愈》一文中将这一观点作了发挥。他说：“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30}参见朱自清日记以及他为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所作的序。关于浦江清计划写中国文学史之事，见吕叔湘为《浦江清文录》所写的序。
{31}引自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P247-248。
{32}参见梁实秋：《谈闻一多》，收入方仁念编：《闻一多在美国》，P148。
{33}参见朱自清日记中关于闻一多不愿参加萧涤非论文答辩的一段记录。
{34}冯友兰：《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收入《三松堂全集》第13卷。
作者简介：杨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上海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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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1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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