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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闻一多的文学史研究与清华人文学术环境的密切关系，我们还可以从其具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范围上来考究。从闻一多进入清华之前和初到清华的一段时间里，他所写的文学评论及探讨的问题看，有相当一部分未必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围，而是可以归属于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并且，从闻一多当时所面临的研究选择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对他的思想诱惑也是非常大的。一方面，他的那些诗友和《新月》朋友们还不断地给他来信，催促他能够像20年代在《诗镌》上倡导“新格律诗”那样再在理论上有新的举措。另一方面，清华内部的一些友人，如朱自清、叶公超等对诗学问题依然怀有非常浓烈的研究兴趣。从朱自清的日记所反映的情况看，闻一多也不是没有动心过。如1932年12月23日，闻一多向朱自清专门谈论了自己对新诗问题的思考：
“昨一多讲新诗问题，大旨如次：
1.诗的倡优起源说。作者以愉悦其上，读者乃灵魂的纵淫，注重音乐此其要因，所谓歌也，音乐虽为诗所需，但不需太多。古诗中有思挣扎出倡优境界者，如所谓劝百讽一是也。至三百篇全然言志，不能以倡优论，杜甫、孟郊亦能言志，且有教训与人。
2.新诗仍不脱倡优行径，注重肉感，惟今已无帝主，亦无士夫，无所用之，应注重理智(Intellect)诗须有严肃的目的。文本载道，以能言志为佳;诗本言志，以能载道为佳也。理智与理不同，亦高级情感(HighEmotion)，须含蓄。如作不到，宁有教训，不可放纵。又谓吟唱诗要不得，又主张诗有功用，重乐观。
3.诗异于散文者，在语的音节。诗当如话剧，须以模印理论(TypographicalTheory)解之。此节闻君未详。
4.诵之诗价值在歌之诗上。”{17}
闻一多还参与《学文》杂志的筹组、编辑工作。但闻一多对诗学理论的思考在清华任教期间最终还是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不是说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需要这样的思考，而是闻一多所在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缺乏容纳这样玄思玄想的抽象学风。不要说清华国学院时期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这四人的治学风格，都以具体的研究见长，即便是到了1932年闻一多到清华任教时，至少中国文学系任教的13位教员中，几乎很少有专攻理论的。这13位教员是，教授朱自清(兼中文系主任)、闻一多、俞平伯、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杨树达、刘文典，讲师黄节，专任讲师王力、浦江清、刘盼遂，教员许维?，助教安文倬、余冠英。{18}或许是受这些学人的影响，清华中国文学系当时的课程设置也明显偏向学术原典和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解读。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闻一多即便想在诗学理论研究上发展自己，但受现实条件的限制实在是太多，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在清华这一特殊的文化氛围中接受教育，而后又来担任教职的。所以，一旦他回到清华这种环境气氛中，尽管有压力，但他还是非常熟悉和喜欢这种氛围，并迅速沉浸在这种研究学问的氛围中。
研究学问事实上还是一个非常泛的概念，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对于闻一多来说，究竟选择哪些具体的课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呢?唐诗研究当然是他一直喜爱和擅长的，除此之外，还应选择哪些具体的课题呢?《诗经》当然也是闻一多所关注的，但初到清华时，他还不能像研究唐诗那样在其他研究领域拿出类似《岑嘉州系年考证》这样较为具体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只能将自己的研究与教学需要结合起来，慢慢地搜集材料，做一些学术积累工作，以图将来的发展。如，在讲解“先秦汉魏六朝诗”时，他侧重于《诗经》和楚辞中的《九歌》，这既是他以往所关注的一些问题，也是他本人所喜爱的作品。通过教学，一方面他强迫自己去适应清华人文学术的规范，譬如，在讲解楚辞时要求对作品的每一个字、句的含义都必须弄清楚，所以，训诂考证成为闻一多这一时期常做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他的研究范围也在扩大，从唐诗研究扩大到《诗经》、楚辞的研究。而为了对这些作品有更准确的理解，他需要从与这些作品有关的同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寻找佐证的历史材料，所以，《周易》和先秦上古神话也都慢慢进入到他的研究视野之中。由于闻一多是侧重于从古史中挖掘文学史材料，这与以往那些单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研究《周易》及上古神话的研究不同，他能够从一些看似平常的史料中，寻找到原始审美活动的最初迹象，阐发出新的意义。如，他在《周易义正类纂》中对《易》的卦爻辞的梳理、分类，从中列举出相当多属于原始审美活动的历史记录。{19}另外，闻一多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也考虑到了自己能做并适合自己研究特长的研究对象。如，在研究唐诗时，一条最基本的思路是对唐诗，特别是初唐诗与前代文学的历史渊源关系的追溯。这种追溯遇到的最直接的源头，就是六朝时期文学的发展状况。所以，按照正常的思路，闻一多在研究唐诗之后，应顺流而上，接着对六朝文学进行研究，更何况六朝文学也是闻一多所喜爱的，他常引用《世说新语》中的事例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但中国文学系已经有刘文典在讲授六朝文学，并且刘文典在这方面有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是国内知名的六朝文学研究专家。所以，闻一多尽管喜爱六朝文学，并且对刘文典的为人处世也有微辞，但他还是没有像研究《诗经》、楚辞那样全力投入到对六朝文学的研究上。相比之下，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教授中，对《诗经》、楚辞、周易和上古神话的研究专家这一时期倒是不多，这也就使得闻一多在文学史研究的这一区域找到了可以发展自己才能的空间。同样的情况，如，在研究唐诗时，佛教、西域文化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30年代差不多所有研究唐代社会和唐代文化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倾注了大量心血。与闻一多同时期的学者，如，陈寅恪、向达以及胡适等，都有专门的研究{20}。但奇怪的是闻一多在唐诗研究中并没有对佛教、西域文明与唐诗的影响关系做过专门深入的研究。他之所以没有对这些方面的问题作出回应，在我看来，的确与闻一多对自己的研究特长和知识背景的估价有关，换句话说，他没有必要在每个重要问题上都去作一番研究，而是根据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集中力量做自己擅长的研究。所以，他宁愿舍弃对佛教、敦煌学等当时学人所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全力转入自己能够胜任的文学史专题中。
1934年开始，闻一多有关《诗经》、楚辞的研究全面展开，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如，1934年出版的《学文》中，闻一多连续发表了研读《诗经》的《匡斋尺牍》，从训诂和人类学的角度，对《诗经》中的一些作品重新考订、阐释，作出新的解释。对楚辞的研究也是如此。同年，闻一多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发表《天问·释天》，用训诂考证的方法，列举了11项证据证明“顾菟”就是蟾蜍。这一成果廓清了以往《释天》中的含糊解释。1935年4月，闻一多发表《读骚杂记》，对屈原之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0月，他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在《清华学报》第10卷第4期发表。他运用文字训诂、人类学、民俗学等多种方法，对楚文化传说中的高唐神女进行了分析。1936年1月闻一多的《离骚解诂》和《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补记》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10月他的《楚辞补》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这一阶段闻一多主要还是立足楚辞研究，并利用由此获得的材料对古代神话进行研究。1937年，闻一多的主要精力转到《诗经字典》的编纂准备工作上来。但“七·七事变”，打乱了他的研究计划。为了逃避战乱，闻一多不得不离开北平，流亡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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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1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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