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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是清华国学院创办时最早的四位导师之一，在学术界早就享有很高的名望。他最熟悉的研究领域也是他学术成果最突出的领域，就是魏晋到隋唐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而且，从1931年到抗战爆发之前这段时间，正是陈寅恪先生对唐代历史和唐代诗文研究用力最勤的时期。⑧前有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大学者讲过唐代文学，而后闻一多再来续着讲，这之间的反差在当时想必是存在的，更何况陈先生当时还继续在中文系开设“白居易研究”。再加上清华大学的文化氛围是偏重传统文学，对新文学新文学家本来就怀有陈见，所以，闻一多在初到清华任教时，面临的压力无疑是非常大的。这从他给别人的书信中可以见出。1933年9月29日致饶孟侃的信中，闻一多一开头就诉说自己受压抑的痛苦：
“近来最怕写信，尤其怕给老朋友写信。一个人在苦痛中最好让他独自闷着。一看见亲人，他不免就伤痛起来流着泪。我之不愿给你写信，一面是怕钩引起数年来痛苦的记忆，一面又觉得不应将可厌的感伤的话在朋友面前唠叨，致引起朋友的不快。总括的讲，我近来最痛苦的发见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⑨
这“向外发展的路”，当然是指担任行政上的职务。经过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的坎坷，闻一多对这种行政工作早已厌倦透了。所以他选择“向内走”的路，即埋头做学问的人生道路。但这条道路对初到清华的闻一多来说，也不是很容易走下去的。一些学生对他的学术权威性表示怀疑，甚至发展到学生拒绝来上闻一多的课。{10}这种强大的外部压力，对于性格倔强的闻一多来说，不只是一种压力，而且变成了一股巨大的学术推动力。他不相信自己就做不出学问。憋着一股劲，他慢慢琢磨，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不断改进自己的研究。如，1933年6月发表于《清华学报》的《岑嘉州系年考证》就是在旧稿的基础上，参照当时《岭南学报》上赖文辉的《岑参年谱》改定的。这一时期是闻一多学问大长的时期。假如将闻一多在清华任教之前所做的学术研究与到清华任教后所做的研究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之前的研究，像《庄子》、《杜甫》(部分)、《杜少陵年谱会笺》、《唐代文学年表》等，对问题的把握还是较为粗泛的，或者说，还没有把对文学史问题的思考落实到真正影响文学史进程的具体问题和具体的文学史现象的研究上。而到了清华之后，闻一多思考问题的细密程度明显超过了以前。仅对唐诗的思考，就有诸多较具体的发明。如，1933年6月15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记录了闻一多来谈唐诗研究的情况：
“……一多下午来谈其对于初唐文学见解：(1)时辑类书(如艺文、北堂等)之风甚盛(一多疑欧阳询及虞世南辑此两种类书，乃建成、元吉与太宗两派之竞争)，而注家亦盛，如李善、章怀太子、颜师古等，故学术实盛于文学，而注家影响，实较类书为大。(2)《初学记》有事对，较初期类书更进步，对后人颇有所助。(3)声律仍沿南朝之旧，似无新贡献。(4)宫体仍盛。(5)太宗之提倡文学，影响未必即佳，或受虞世南影响(虞长四十岁，太宗书法亦从之──欧阳询则习碑与虞不同)。如无太宗，陈、张华或早出。又陈蜀人，张岭南人，皆文化不多及处，乃能脱藩篱也。所论均极有见。”{11}
这些具体的文学史史料的挖掘以及对具体的文学史现象和文学史人物的评价，当然是闻一多先生自己读书的心得。但另一方面看，也与当时清华人文学术环境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陈寅恪当时对唐代社会及唐代诗文的研究有没有对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提供启发呢?从俩人的情况看，陈寅恪年岁要长闻一多9岁，在清华任教的时间也早于闻一多。陈寅恪是1926年到清华任教的，担任国学院的导师，学术地位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相当。他讲课，甚至像吴宓、朱自清等教师都去听讲。闻一多是1932年才到清华任教，虽然他在文学创作上影响很大，但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都无法与陈寅恪相比。在30年代陈寅恪与闻一多是有来往的，关系大概也不错。闻一多在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时，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就是闻一多请来担任教授的，并且在生活等各方面给予关照。{12}这些陈寅恪想必也有所知晓。闻一多到了清华后，从《吴宓日记》、《朱自清日记》及陈寅恪的助手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所提供的材料看，与陈寅恪有多次交往。这主要是参加学生论文答辩，参加教授会的活动等。学术上的交往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但我们可以推测，陈寅恪当时所发表的一些唐代社会研究的成果以及对唐代诗文研究的主要观点，闻一多在清华应该是有所风闻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构成了人文学术研究上的一种影响关系。譬如，陈寅恪30年代完成的《读连昌宫词质疑》、《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四声三问》、《李太白氏族之疑问》、《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武?与佛教》及《论韩愈与唐代小说》(英文本)等一系列文章所阐发的观点及研究方法，多多少少大概会对闻一多的唐代文学研究有所启发。如，陈寅恪在《四声三问》中，不仅指出创设“四声”的沈约等人本身就是学官，“为文惠之东宫掾属”;而且指出了“四声”与诗歌声律之辨的关系。{13}这种看法与闻一多对朱自清所说的初唐宫体诗沿用南朝声律，诗作受制于当时学风的看法有思想上的延续性。再譬如，陈寅恪在唐史研究中所强调的“以诗证史”的方法，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中有出色的运用。这种解读作品的方法虽然与文学审美方式之间可能还有所区别，但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无疑是有启发的，即让研究者意识到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可以真正扩大到社会历史的范围中来理解，而这正是当时的闻一多在文学史研究中所孜孜以求的。如，他在讲授“杜甫”时反复强调“其生活及时代之背景”{14}。虽然闻一多在方法论上有非常自觉的意识，但就其当时的研究成果而言，还不能拿出让同人非常信服的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对元白诗的研究无形中为当时的唐诗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学术范式，对包括闻一多在内的一些清华学人无疑会有影响。的确，对照闻一多到清华前后唐诗研究上的变化，我们不难理解清华人文学术环境对他学术研究的影响，特别是像陈寅恪的唐代社会和唐代诗文的研究方式，一定程度上对闻一多的学术研究是有启发作用的。这种影响的痕迹在闻一多30年代及后来所完成的一系列成果中都有所反映。如《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15}等成果中，对初唐学风与诗歌创作关系的把握、对唐太宗与初唐诗歌创作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唐代文学大势的前后分段，其实都可以看到与陈寅恪有关唐代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在思路上有近似的地方。当然，强调闻一多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受到陈寅恪等清华学人的影响，并不是说闻一多就是跟在别人后面，没有自己的发明{16}。而是说研究者应该从学术思想形成与具体的学术背景的关系上来理解和把握闻一多唐诗研究的变化和进展。否则，就很难理解闻一多到清华前后在唐诗研究上的这一系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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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1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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