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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神话的腾龙升天景观将会更加让人刮目相看。其重要的新动力背景是网络、影视、动漫等新媒体对神话的情有独钟，以及符号经济对品牌的推崇必然要借助古老神话原型的巨大传播力量。一代年轻的网络人比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都更加熟悉神话，因为他们早在网吧少年时就和奥林匹斯上的众神、埃及法老王邂逅了，根本不用等到大学的文学课堂。后现代神话观给人文学术带来的一大突破口，就在人类学对文史哲三科的嫁接与会通，以及由此带来历史观念的根本变革方面。从求同存异的角度看，能够将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三大新兴边缘学科贯通起来的共有概念工具，一是“语言”，二就是“神话”。现代学术史上的语言学转向，已经是人文学界大家耳熟能详的常识。而神话观变革所带来的神话学转向，却远远没有得到多数人的重视。文史哲三科的重要变革不仅和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同样和神话学转向密切相关。例如，在哲学方面，德国哲学家谢林首创的“神话哲学”理论在20世纪发展为“启蒙辩证法”和“神话思维”的大讨论，目前方兴未艾。不论是卡希尔的神话思维说、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思维说，还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原型说、纽曼的人类意识起源神话说，都还具有广阔的探讨空间。文学方面，弗莱首创的“神话文学观”已经催生出文学人类学的新学科理念与实践；史学方面，“神话历史”说正在风起云涌：新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从所谓的“历史科学”的所罗门瓶子中释放出来。其结果就是历史不再以标榜“科学”为荣，不再狐假虎威式的屈从于权力叙事，专门为战胜者描述其头顶上的赫赫光环。剥去了“科学”和“客观”一类吓人虎皮的“历史”，将原形毕露。借用法国史学家米歇尔·德·塞特的说法：“历史可能是我们的神话。”［3］
在弗莱和列维—斯特劳斯那里，我们已经看到神话接管文学和认识论的情况，现在，神话又显露出接管历史的苗头，人文学的三驾马车难道会重新统一在神话的大旗下面吗？对此，具有后现代特色的新历史主义领军人物海登·怀特的著述，给出了相当肯定的回答。他一方面充分吸收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与罗兰·巴特的《神话学》中的叙事学思想，另一方面则突出论证历史叙事与神话叙事具有同样的虚构和比喻性质。在此基础上，怀特提出将“历史科学”变为“历史诗学”或“历史叙事学”的革新目标［4］，给整个史学研究带来地震般的影响。近年来史学理论界关于“神话历史”的讨论热情日渐高涨［5］，为我们反思“神话中国”及华夏的神话历史带来有益的理论参照系。
二、中国的神话历史
坚持科学历史观的人对上述学者关于“历史是神话”的论断当然会有不同看法，也许还有人认为他们在说梦话吧。但是当我们从有关“历史”的抽象理念和定义之争，转入到实实在在的中国历史，面对自《尚书》、《春秋》至《史记》这一批华夏经典史书时，情况就会变得对米歇尔·塞特、列维－斯特劳斯、海登·怀特们有利一些。原来中国的历史叙事就发源于一种“神话式历史”。
当你用所谓科学的、实证的眼光面对中国的历史素材时，总是会碰到非常尴尬的局面。当年的史书撰写者们所惯用的历史因果解释的方式，通常是由“究天人之际”互动互感关系的神话式思维所支配的。这种支配不仅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春秋》所讲的孔子西狩获麟神话，或司马迁叙述的刘邦斩大蛇、班固《汉书》所讲“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利中国”等奇闻异事方面，也较为隐蔽地体现在古书的文本编纂结构模拟神话宇宙观的时空循环性结构上，甚至也体现在“东方红太阳升”一类妇孺皆知的现代神话政治歌谣中。意识到古老神话隐喻的这种持久性和文化穿透性，神话作为文明基因的编码作用才容易得到理解。和20世纪初年的文学家们拥有了西方传来的神话概念，就在古籍中寻找“中国神话”的做法不同，经过神话学转向之后，打通理解的神话概念，可以引导我们对中国文化做追本溯源式的全盘理解。其直接结果即是认识到整体性的“神话中国”。
所谓“神话中国”，指的是按照天人合一的神话式感知方式与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五千年文化传统，它并未像荷马所代表的古希腊神话叙事传统那样，因为遭遇到“轴心时代”的所谓“哲学的突破”，而被逻各斯所代表的哲学和科学的理性传统所取代、所压抑。惟其如此，神话思维在中国决不只是文学家们的专利。从屈原到曹雪芹的本土文学家群体固然都是再造神话感知与神话叙事的行家里手，不过，由老子、孔子开启的儒道思想传统同样离不开神话思维的支配。道家理想中的神仙们和儒家推崇备至的圣人和圣王，无不是最具有本土特色的“神话中国”之体现。全国各地的道教宫观里的瑶池西王母和至尊玉皇大帝，无非是有八千年历史的玉神话的一种道教人格化变体；而儒家的“君子比德于玉”之信念，以及上古帝王们生前如痴如醉地礼玉、佩玉、食玉，死后还要钻进特制的金缕玉衣，甚至不惜用玉制的“九窍塞”将身体上所有同外界相通的孔窍统统封闭起来。凡此种种，都是神话观念支配下的行为密码及文化奇观，需要像解读文学作品一样仔细诠释其所以然的深层奥秘［6］。如果以为对玉这种物质的崇拜和痴迷只是上古人的荣耀，那就大错特错了。从汉唐到明清，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向中原王朝运送新疆和田美玉的商队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在明代，“西域诸地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中，玉石贸易是分量仅次于马驼贸易的第二大项。”［7］从二里头出土的夏代王室贵族墓葬中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到《红楼梦》演绎再造的“金玉良缘”神话，再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的“金镶玉”设计理念，国人的玉神话之梦不但依然在延续，而且借助于国际体育盛会而将梦想的种子远播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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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马知遥的个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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