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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经验表明，借助于物质文化可以对毫无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展开研究，乃至重新构拟出失落的文化。
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提出“物的叙事”命题，给夏代历史探索带来重要启示。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熊龙
■二里头84M11墓出土镶嵌绿松石神熊铜牌
物的叙事：研究夏文化的核心对象
现代中国学人对夏商周三代的探索经历了两大阶段，即疑古阶段和释古阶段。前者认为东周以前的历史均系后人叠加伪造，属于神话传说而非历史；后者认为三代历史基本可信，但需要重新求证。目前看来，较妥当的途径是结合考古学与上古文献的综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对商周两代的研究已进入新阶段，而对无文字的夏代的研究还是最大难点，进展缓慢。
中国的学问传统围绕传世文献而形成，离开了文字记载，学人们就难免望洋兴叹，如孔子所云“文献不足徵”。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经验表明，借助于物质文化就可以对毫无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展开研究，乃至重新构拟出失落的文化。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提出“物的叙事”命题，给夏代历史探索带来重要启示：如何在没有书写材料的前提下，切实进入对夏文化的认识呢？
答案是，在没有文字历史编年的情况下，要完全像研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那样，做出编年式的系统认识是不现实的。补救性的措施是调整对象目标，即将夏代历史视为夏代的神话历史，然后根据在夏代纪年范围内出土的物质文化材料，锁定重要的神话信仰和崇拜观念符号物，再结合夏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夏代之后的商周时代的同类器物的线索，上引下联，重构出一个相对完整的认知谱系。
将夏代历史换成夏代神话历史，是不是避实就虚和偷梁换柱呢？非也。后现代史学大变革的标志就是放弃“历史科学”的旧理念，转向“神话历史”的新认识。岂止是夏代，就连清代义和团的历史，不也被揭示出浓重的神话历史色彩吗？历史必从神话启程，而且要伴随着神话思维前行，这一认识是重新进入中国历史的门径。
怀玉者谁？直观5000年前的“圣人”
在华夏传统中，文献出现以前有没有神话呢？西学东渐以来引入“神话”概念的文学家们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他们除了向《山海经》、《楚辞》等古书去寻找神话以外，并不看重文字记载之外的材料。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新传统却能给出十分肯定的答案：从史前的图像叙事和物的叙事中照样可以解读出大量的神话。美国考古学家金芭塔斯的《活的女神》（1999）和英国神话学家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2005），都已经作出研究示范，即如何将神话视野充分拓展到新石器时代。在此基础上，如果要找出奠定中国神话独有特色的第一关键，就是“玉”这种物质。
先秦思想的基石为儒道两家。两家的区别尽人皆知，但两家的一致处和共同渊源却探讨极少。其原因是：书缺有间，罕有西周以前的文字材料。儒家讲“学习”的名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学而》），直接来自史前东亚人加工玉的实践。儒家将君子理想比德于玉，和道家一起共同继承玉神话理念。《山海经》叙述149处产玉之山，原因何在？《穆天子传》叙说周天子不远万里到西方昆仑去寻觅美玉，又原因何在？
追踪玉神话和圣人神话之源，可在文本之外，找到更深远的物质原型。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名言“圣人被褐怀玉”（《道德经》），明确点出圣人与圣物的符号对应，让今人有可能找出儒道两家共同的神话渊源——“圣”的世界。
孔子对神与圣二词的不同态度，可知儒家神话立场。“圣”是人类中的杰出者，或称圣人、圣王。《论语·述而》提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是孔子的最高理想。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却仰慕“圣”；其弟子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从而完成中国文化中最具有原型意蕴的造神运动。包括夏代君王在内的尧舜禹汤文武，是儒家理想的圣王神话历史谱系。史学家想将他们看成历史人物，却说不上其具体的在位年代与地点。我们将他们视为神话历史人物，因为其共同的一点就是都和玉神话密切联系。
从出土物证看：在尧舜禹之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的“唯玉为葬”和王者风采，充分证明古书所言玉器之神圣性，并非虚言。通过民族志材料的第三重证据（口传文化与民俗礼仪等），可复原圣人的本相——沟通神人和天人的神圣中介。再通过第四重证据（即考古发现的圣物谱系）的法器和礼器，寻找中国圣人神话的史前原型，落实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玉礼器为符号的领袖。从直观的视觉表象和听觉感知，体悟圣人崇拜的6000年传统，梳理出从史前到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神话传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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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6-30 1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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