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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与游： 一种循环往复的律动
由上面的考察， 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认识， 那就是我们此前将游民社会与乡土社会截然分离开来的做法是存在有自身的问题的。这样的分别是在西方既有的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滕尼斯)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涂尔干) 以及大传统与小传统(雷德菲尔德)这样一些基于西方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解上所做的分类， 但恰恰是这样的分类无法运用于本身并没有发生过像西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那样实质性的观念上断裂革命的中国社会， 这个社会的连续性因为有传统社会的宗法制的意识形态而变得更加的牢固， 又因为有与此同时存在的游民社会及其意识而变得缺少了社会转型的可选择性， 因为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的市民社会兴起的现代社会，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可能仅仅是原来整体性社会的另外一半， 只能说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而没有能够得到彰显罢了。
基于这样的分析， 我们着实有必要去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田野研究中固守于乡土社会这一端的不足。在这方面王铭铭教授首次对于中国社会中人口的“居与游”的律动有过极为精彩和开创性的研究。 ⑨不可否认， 对于汉人社会的研究， 很多是以村庄为界的， 而其中关注的核心问题便是以乡村社会为基础的农民的生活， 费孝通教授早年享誉海内外的《江村经济》可以说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典范。与此相关联的， 我们还可以罗列出凤凰村、黄村、平郊村、抬头村、林村、溪村等等不同时代有影响的汉人村落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集中在了汉人占据核心的东北、华北、华南、东南、中南等大的区域， 这些区域的研究实际上都没有能够离开乡土社会的理解范式太远。就田野民族志的方法论而言， 这些村落研究彻底贯彻了西方社会学的社区研究范式，并结合了人类学田野工作整体论的思路， 强调了村落社区内部各个方面结构功能上的一体性。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关注到了固守在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方式， 但是很少有研究去同时关注那些从这里远去的人的生活， 或者说干脆将以“归来”为核心的乡土社会研究与“远去”的游民社会分离开来， 使其成为专门的研究。在沿海地区， 这些关注那些远去的游民或者移民的研究成为了华侨研究； 而在西北和内蒙古地区， 这些研究不再是关注村落， 而是强调了区域性的民族和民族关系研究， 似乎那里的人们总是处在游离的状态中， 因此无法用乡土社会的评判标准去衡量， 另外加上民族识别的缘故， 民族地区的特色被过度地凸显出来而成为民族问题， 而民族地区自身同样有的乡土社会的那一面向似乎被大家彻底地遗忘掉了。
在黔东南、在瑶山、在岷江上游汶茂等地的考察， 给我留下的一个最为清楚的印象，就是这些地方， 尽管在地形地貌上会与中原地区有所区别， 但是聚落的基础还是村寨， 婚丧嫁娶这样的仪式一定是在村寨里面完成的， 不过人们并不以村寨为唯一的生存空间， 他们有许多人是游走出去的， 到海外去， 到内地去， 现在则是到外面去打工。在甘南的舟曲， 当地人曾经跟我讲， 那里有一个藏族的村子， 全村的人都是藏医郎中， 每年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出外去卖药或者给别人看病， 他们游走的范围极为广泛， 远上北京， 近达兰州，当地人甚至很肯定地说， 全国各大城市地摊上卖藏药的都可能是从这个村子走出去的， 因此有个笑话， 镇上召集村里的人开会， 他们声称很忙， 说自己要出去“给全国人民看病”，没有时间参加会议。即便如此， 他们却要在一年四季里的特定时间返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去， 可能是因为要把钱带回家里去， 可能是参加某个村里人的重要仪式， 总之他们是依循着远去与归来这样一种生活的循环的。同样， 由于最近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影响， 原来远去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一下子集中返回到故里， 单单湖北一省出去打工的就有七百五十多万人， 而这次估计就有三十万人返回了家乡， 等待有新的工作机会再出去打工。⑩ 这也再一次证明了人们归来的方向是自己的家乡故里， 而不会因为远去而永远离开家乡或者断绝了与自己家乡的联系， 而这显然是西方工业化的历程所不可比拟的。在西方的工业化历程中， 进入城市的农民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而永远地离开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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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类学在线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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