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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中缺漏的是南非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的松顿(Robert J. Thornton)的文章，它在拖延了很久之后以“民族志整体观的修辞法”(Thornton 1988)为题发表在《文化人类学》杂志上。他原先提交给会议的论文题目是“章句：民族志写作中作为修辞手法的分类”(“Chapters and Verses: Classification as Rhetorical Trope in Ethnographic Writing”)。他抓住了民族志的一个核心环节。通常认为，民族志研究者以整体观(holism)看待自己的对象，或者说，民族志的使命是以整体的方式写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不过怎么说，这种效果都要通过文本来达到。可是，分析起来，民族志的文本是由章句构成的，章句所写的只能是片断。从片段到整体或者整体性的效果，民族志肯定有特殊的招数。
松顿认为，民族志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运用“撰写”让“日常”与“历史”和“环境”发生关系。既然撰写是想像的一种产物，那么正是在想像中，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的合成才得以发生。不像只是描绘眼前的软体动物的动物学，民族志学者必须把社会想像为一个“整体”(whole)，并且通过对眼见的地方、耳闻的谈话、遇到的人的描述将他对“整体的想像”传达给读者。作者认为对整体的想像是民族志诗学的必需环节，因为正是它赋予民族志一种“完整性”。可是，在文本中，这种对整体的描述是离开了空间的描写, 民族志文本是以一些章节和副标题统领一个一个的部分而成，日常生活的各种“只言碎语”被排列其中。要解决这个问题而达到整体性的效果，民族志依靠的是一种修辞技术，即“分类”。“民族志最为基本的修辞和想像都奠基于作为一种修辞手法的分类”，“分类的诗学”是获得“整体性”的手段(Thornton 1988:286)。由对象的分类获得关于对象的整体的认知，这是语言艺术，也是基于逻辑预设：分类的逻辑是需要假设整体的存在的，所以当分类被认为是周延的时候，分类的集合就被认为代表着整体。分门别类地描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些方方面面就可能让读者觉得自己借此达到了那个社会整体。大致说来，他不是从文本与社会实体的关系，而是从文本与修辞的关系看待民族志的社会、文化“整体”的来源。这是新意之所在，也是争议之所在。
不过怎么说，从1984年的研讨会到1986年《写文化》问世，民族志的主-客体单向关系的科学定位受到强烈的置疑，反思的、多声的、多地点的、主-客体多向关系的民族志具有了实验的正当性。后来的发展说明，《写文化》的出版是民族志的这个新的时代的标志。
三个时代的民族志可以用婚恋的三个阶段进行类比。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作者与对象就好像是跨国跨种族婚姻的第一次见面，时间短，语言又不通，回头要讲给其他也对此关心的人听，除了若干直观的描述，再想多说，只有靠转述或自己的想像(或许是一见钟情似的万般好，或许是源于种族隔阂的各种误解)。第二个时代好似和亲远嫁的状态。作者与对象已经是婚后同居，共同生活、亲历亲为的事实使所有对这种关系有兴趣的人都认为当事人之间知根知底。作者就像是媳妇回娘家，讲婆家的新奇事情或者日常琐事，娘家人自然都是相信的，尽管媳妇有可能是只找合适的话说而实际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反正她所处的地方很远，娘家人对那里的语言也不通，也不能和她的对象直接交流。第三个时代就不是一方说话了，作者与对象的关系像是现代闹离婚纠纷的局面。女方讲自己在婆家的遭遇的时候，明确知道自己所说的并非唯一被听到的叙述，对方也是能够到仲裁的现场讲话的。聪明的女士会尽量实事求是，甚至帮对方把话说出来，体现自己的诚意和善意，否则，在仲裁人或者陪审团那里落一个枉顾事实的恶名，连真话也没有人听了。
在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观察者进入对象世界的深度、在文本中留给对象作为主体的空间以及对读者的心态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别。第一个时代的主要特性是业余者的自由放任：由于进入写作的门槛低，那些人跑马看花，大多是浮光掠影;经常是信手拈来，自由发挥;一边是姑妄言之，另一边是姑且听之，爱信不信，悉听尊便。写作的理由和阅读的动力主要聚焦于“新奇”。第二个时代的主导特性是凭借专业规范所树立的公信而对科学的标榜：一改缘于遭遇、路过、旁观的资料获取机会，以专业训练的素养深入对象社会进行参与观察，语言工具够熟练，居住时间够长久;文本作为体现“科学”的工具，越纯粹越好，因为相信民族志是因客观而成立(Oswalt 1972:11)。民族志研究者坚信自己看到了真相，抓住了真理，讲的是事实，得出的结论是科学，那么，读者没有理由不信任研究者，没有理由不相信民族志。第三个时代的主要精神是对反思性和真诚的承诺。这个知识群体勇敢地承认民族志研究的实际状况与标榜的理想之间的距离。与以前的职业理想讲了太多的“真理”不同，现在更多的努力是在维护“真诚”的底线。现在的研究者有更多的坦白，交待更多的背景，体现更多的自知之明和自我反思。
第三个时代是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民族志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开放。它在文体和风格上更开放，对话体受到青睐，修辞具有了正当的地位。它被人类学之外的更多学科所借重，其中，教育民族志、科学技术民族志(拉比诺 1998)的兴起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民族志过去一直都是写现代学校教育和科学技术之外的社会世界的，现在则进入了“现代体制”的核心。这种变化最能够说明民族志的开放程度和开拓力度。民族志也更多地向哲学、政治、历史、艺术和主流社会的公共议题开放。近二十年的民族志在对象、文体、风格和学术、思想的引用资源上都变得极其多样了。仅以关于中国社会的民族志为例，它们既有以传统的农村社会为对象的，也有以都市为田野的;既有写农民的，也有写工人的;既有写传统的亲属制度、礼物交换的，也有写炒股和商场的。一些成功的民族志，如穆葛乐(Erik Mueggler 2001)，即使是写边远的农村，也是在当代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框架里挥洒颇有艺术匠心的笔墨，借助多样化的手法把农村的当代史写出来，把农民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写出来，把农村与大社会的联系写出来。这个时代的民族志绝不简单，真的属于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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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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