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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团圆结局的审美共性
南方少数民族洪水神话几乎都有一个满意的结尾，即后来文艺评论者们所称谓的“大团圆结局”。有的是人类繁衍，有的是民族产生，有的是姓氏昌茂，等等。据对232篇南方少数民族洪水神话（包括异文）的统计分类，出现大团圆结局的有183篇，占总数的79％。如湘西苗族洪水神话说，兄妹婚后生下肉块，砍碎扬撒，就成了吴、龙、石、麻和廖五姓；湖南江华瑶族洪水神话说，兄妹婚后生冬瓜，剖开冬瓜将籽扬撒，撒在高山的是瑶人，撒在平地是汉人；贵州荔波瑶族洪水神话说，兄妹生下肉团四块，乌鸦衔丢四方，第一块成瑶人，第二块是水家，第三块变仲家（布依族），第四块是汉人。［5］另则名为《伏羲兄弟》的瑶族神话说，描述砍碎的肉末撒在李树上长出的人姓李，撒在桃树上长出的人姓陶，杨树上的姓杨，柳树上姓柳，落竹子上的就姓祝，盘子里的姓盘，凳子上的姓邓，石头上的姓石，牛上的姓牛，马上的姓马。［6］贵州地区的布依族《洪水潮天》也是兄妹婚后，生下肉坨砍碎成百家姓由来。分布在贵州三都的水族，广西红水河流域的壮族以及聚居在湘、桂、黔交界的侗族洪水神话也都有兄妹婚后产生民族或姓氏的结局。以上各种情况足以看出，虽然不同神话的细节表述同中有异，千姿百态，如兄妹结婚前的穿针引线、滚磨、绕山及其它占卜的数量与细节各有千秋，婚后的生出物复杂怪异，肉坨、肉球、肉肠、肉饼等多有不同，甚至对怪胎砍碎抛洒的处置过程，剁肉的主体、工具以及抛洒的地点也有所差异，但最终的结局则是令人感到安慰和欣喜的，因为所有结局都无一例外地产生了后世的正常人。从洪水神话的这个大团圆结局看，与后世叙事文学中出现的大团圆不同，没有生硬和牵强，而是使人感觉到满意而自然。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
其一，大团圆审美意念与神话产生的时代密切相关。洪水神话大都保留了较为原始的形态，与它赖以产生的血缘婚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神话作为人类早期的文化产品，这种大团圆结局不仅映射了原始人类生产生活的状态，同时也反映的人们当时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水平。有人把产生神话的时期比作人类的童年期，而童年的心态大都是乐观向上的，此时人们没有复杂的逻辑思维，食物和种的繁衍就是他们的基本欲求，在这些简单欲求的选择上，他们追求的自然是满足，是欢喜，而很少会有更高精神层面上的“悲剧”思考。特别是每个民族都有强烈的溯源意识，能否有一个明确的族源和值得荣耀的祖先，往往关系到本民族的自豪感甚至生存状态，因此每个民族对人类起源神话都格外重视，也非常需要一个圆满的结局。这是人类自我认识和自我肯定的结果，也是追根问源的本能欲望，更是讲唱主体与受众间一种和谐的心理默契。
其二，大团圆审美意念与神话产生的目的相一致。神话不仅是表达一个与神灵有关的故事，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娱神，通过使神的愉悦而实现人类自身某些超现实的愿望，这些祈愿自然需要使用好的言语并拟定好的结果，这种情况在后世的巫师做法和民间禁忌中也能得到说明。由于神话的演述带有相当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即使发展到后来的自娱式表演，仍不能摆脱“神佑”意识，这种文化积淀在其它文学体裁中同样根深蒂固。因此，神话的演述带有明显的“避邪求吉”的功利性，创作者或讲唱者或试图通过某些“神”保护自身，保护宗族，或通过神话中的美好结局张扬本族的辉煌历史，这就形成较为普遍的“大团圆”情结。
其三，大团圆审美意念体现了神话自身的特点。诸如其它类型的神话也大都表现出乐观主义格调，较少出现悲剧结局，即使像夸父逐日、精卫填海之类也非完全格调凄凉，而是增加了诸如夸父弃杖化为邓林、精卫填海忘我不息的亮色。当然，从南方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的审美共性看，大团圆结局产生之前的情节中也融入了一些悲剧因素。因为一种结果越是来之不易，它对人的内心世界的震撼就越深，其审美张力就越强，在洪水神话中，各民族凭借着自己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和艺术性发挥，无一例外地渲染了这个大团圆结尾都来之不易，诸如早期人类的毁灭，人与神争斗中的艰难等等，既体现出南方少数民族神话的民族个性，也反映了各少数民族在叙事审美中的艺术共性。
［注释］
［1］ ［法］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著，谢维扬、俞宣孟译：《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
［2］［俄］李福清：《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版，第110页。
［3］刘亚虎：《南方民族叙事艺术——南方民族神话与叙事诗研究》（手稿本）。
［4］《光明日报》，1978年5月19日，第3版。
［5］黄书光等编：《瑶族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6页。
［6］谷德明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上），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139页。
（原文载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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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王宪昭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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