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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补苴资料。明人洪章《泰山志序》中称汪子卿为著是书“扪是（悬）崖，搜（上草下思，搜）残碑，抉晦蚀，稽故牒”，在资料搜集上颇费工夫，所以后世论者有“此志谨严有法，非空谈妄据者可同日而语”（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之誉。但在今天看来，明《泰山志》资料采撷虽富，仍颇多遗珠。故补充相关资料，尤为《校证》着力之处。书中每事资料之举证，往往汪举其一，周举其三。且周氏所补，又以稀见、新见资料（文献、文物）为大宗，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如唐代高宗、玄宗两帝封禅，明《泰山志》所记不足千字，而笺证于新出土唐人墓志中，又辑出泰山封禅资料三十余则，并称：“以上墓石所记，或可印证史实，或可增益细节。如高宗封禅时三韩来岱使节，史书仅载高句丽国使为太子福男（《通鉴》卷二〇一），今据石刻知百济国使为扶余隆。……又史载开元之封，‘（宰相）张说多引两省吏及以所亲摄官登山，礼毕推恩，往往加阶超入五品’（《通鉴》卷二一二）。今志石之中，夤缘封禅而加官之人，一见再见，可见史书所记不虚，藉此亦可觇一时封禅情事。因并录于此，以广闻见。” （见《校证》第159－160页）洵为研究封禅史之珍秘资料。又如原志录明孝宗《东岳庙碑》，有“东岳之庙，今遍于天下”之语，然其如何遍于天下，汪氏无所述说。周笺则补说泰山信仰传布全国之历程。一条笺证，简直就是一篇东岳庙小史，极大补救于原志之疏略。
五是解析评论。古籍注释，原有“评论”一体（见刘琳《古籍整理学·古籍注释》）。《校证》于此体间有采用，其于原志中涉及的一切泰山文化重大关目，予以解说评析，许多观点，富有新意。兹举一例：原志东岳庙录有明人周经的一篇碑记，论述了当时官方与民间泰山信仰的重大差异，校证者认为这是反映泰山信仰演变的重要资料，而为研究者所未注意，因此特加诠说：
周经此节，反映出泰山在官方祀典与民间信仰中的不同面貌。按：表现在官方正祀中的泰山信仰，继承了远古时期之山岳崇拜，把泰山视为兴云布雨、化育生机之所在，延至明代，泰山神的职掌虽日益复杂，但究其实质仍是山神而非其他。本志所录明孝宗祭文所称“惟神毓秀锺灵，永表东土，奠安民物”，集中体现了官方对泰山神职的认识。但在民间信仰中，泰山神之形象却与此全然不同。……然自宋而后，在知识阶层中开始出现一种关于泰山崇祀的复古之议。其要点在于：恢复泰山山川崇拜的原始意义，淡化泰山神人格色彩，取消泰山神的偶像设置，清除其神作为冥府神之含义；同时认为泰山只宜祀于本土与官府，应废除各地所建东岳庙，禁止庶民预祭泰山；泰山祭处应去庙宇而复坛壝，其祀典由官方专办；泰山神既淡去其人格色彩，当相应撤去其历代封号。此议初发于宋之陈淳，继发于元之赵天麟、吴澄，再发于明之周洪谟、丘濬，……从周经之文中可以看到，在官方正祀与民间信仰产生“互动”之同时，两者又具有相互对立排斥的一面。（见《校证》第354－356页）这类解析，已近于文化内涵的深层揭示，增强了古籍整理与研究分量的理论深度。
六是连类而及。如果说以上五种类型在前人注疏中已有不同程度的应用，那么第六种连类而及，不仅为注家所未用，有时还要刻意避免。所谓“连类而及”，就是牵合原书的只言片语，加以引申。这些在原书中偶一出现的闲文，在笺证中却变成了申论的“文眼”。如原志中引录汉光武帝泰山封禅石刻，有“王莽以舅后之家”而篡汉一语，本与泰山史事无涉，但因最近有王莽封禅玉牒之出土，校证者遂立“王莽”一注，加以介绍。与之相类的还有关于东岳庙会的一条笺证。东岳庙会为泰山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影响遍及全国，但原志却于此“一字不赞”，殊为失当。《校证》因借明人周经修庙纪略中“天下之人之所以奉香赉帛奔山麓”一语，牵引出一则东岳庙会的注文予以综述。全笺2000余字，征引新见资料十余则，水平当在多篇东岳庙会考述专文之上。（见《校证》第349－354页）这些在一般古籍整理中的枝蔓之笔，在本书中却往往是引发亮点之所在。
以上所举六类注文，都明显体现了“札记体”注释的特色。从总体上看，这种笺证用于明《泰山志》，使之资料更加丰富，条理更加明晰，考证更加谨严，论析更加精当，足使原书为之增重。用“后出转精”来置评汪志之与周笺，应非过誉之辞。
但此种“札记体”注释也存在一个明显问题，即其注释虽附丽于本文，但两者精神所注，颇多离析：原志浓笔所染，或非注文所着意；注文详论所在，原志或属闲笔。这些笺证的许多内容便很难在原志卷目上体现，颇不便于读者检索利用。对此整理者也有创新举措，即汪志原目一仍其旧，而在全帙之后附以《泰山志笺证分类标目》（见《校证》第765－777页），将全书具有独到内容的笺证分别标目（如本文所引第一、二则分别标以“汪《志》以前（后）之泰山著述”，第三则标“考无字碑为秦阙”，第四则标“泰山石刻之历史、分布、内容与价值”，第五则标“东岳庙遍于天下考”，第六则标“官方与民间东岳信仰之差异”，第七则标“新出土之王莽封禅玉牒”），并将全部标目归属为“泰山山水”、“泰山封禅”、“泰山祭祀”、“泰山胜迹”“泰山石刻”“泰山诗文”“泰安建置”“泰山人物”“泰山民俗”“泰山文献”“其他”十二门类，并标出各注所在页码。此举不仅便于读者按类检索，而且使笺证自成体系益加彰明。使全书合而观之，为明《泰山志》之校证；分而察之，则俨然为汪氏之志乘与周氏之札记。如将《标目》所列之注排列单行，不啻一种《岱志丛考》。因此，笔者将《泰山志校证》中的这些笺证方法及特点，归纳起来称之为“古籍整理体式的新尝试──札记体注释”，或许是恰如其分的。
值得提出的是，目前好多著作评价者仍视古籍整理为非学术专著，以周郢之《校证》，严谨的考辨，独到的见解，优雅的文字，使本来古板枯燥的古籍整理变得灵光四溢，使人愿看乐读，无疑提升了古籍整理的规格与品位，直可视为作者的学术专著。只是由于明《志》断限较早，内容较窄，尽管在许多地方做了“连类而及”的工作，但《校证》中对泰山文化的许多重要关目仍未能涉及，一些内容也反映不够。如果作者能仿本书体例，完成《（清）泰山志校证》或《岱览校证》，那么其学术含量当能大为增加，取得的学术成就将会不可限量。如果在更大的著者群内起而效之，《校证》无疑是开出了一条新路，指明了一个方向，创设了一方新的天地，这或许是《校证》的另一深层意义罢。
（原文刊于《泰安市情》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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