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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郢]碧霞元君封号问题的再考辨
  作者:周郢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12-06 | 点击数:12551
 

   

提要:《碧霞元君封号问题的新考辨》一文依据“大宋辛酉”《东岳元君香火社碑》,认为“碧霞元君”封号于宋天禧五年(1021)前业已出现;又据明正德二年(1507)《御告文碑》,认为自本年起碧霞元君信仰正式从民间私祀成为国家认可之神。本文认为新考辨这两个结论均不能成立,指出:①所谓“大宋辛酉”的《东岳元君香火社碑》纯为伪刻,不可凭据,“碧霞元君”封号绝非始于北宋;②朱明皇室与碧霞元君发生联系,远早于正德一朝,所谓“正德二年”是碧霞元君信仰转换的“标志性时间”之说亦难成立。

《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所刊《碧霞元君封号问题的新考辨》(以下简称《新考辩》),依据泰山新发现的“大宋辛酉”《东岳元君香火社碑》与明正德二年(1507)《(致祭碧霞元君)御告文碑》,认定“碧霞元君”的封号至迟在北宋天禧五年(1021)业已出现,并认为“明代正德二年之后,碧霞元君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封号”——“正德二年”可谓“是碧霞元君信仰正式从民间私祀成为国家认可之神的标志性时间”。
笔者认为,《新考辨》在碑志引据上存在较多疏失,致使其二项最终结论似均难以成立。今分别与之商榷于下:
一、所谓“大宋辛酉”《东岳元君香火社碑》是伪刻不可引据
《新考辨》第二节《碧霞元君信仰的溯源》论述宋代碧霞元君信仰的全部史据,都来自“大宋辛酉”《东岳元君香火社碑》。此碑最早由田承军先生发现并公布①,《新考辨》在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挥,先将“大宋辛酉”断为北宋天禧五年(1021),继之又进一步阐述其意义:“现存的民间关于碧霞元君信仰的最早文字记载,大概是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所立《东岳元君香火社碑》。……《东岳元君香火社碑》的立碑时间的‘大宋辛酉岁’有三,一是宋太祖建隆二年辛酉(961),二是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三是宋神宗元丰四年辛酉(1081)。宋真宗改元‘大中祥符元年’之后前往泰山封禅,大中祥符一共九年,天禧年号一共五年,这期间的14年就为碧霞元君信仰在民间的继续流传、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具备了更宽泛的发展空间,碧霞元君信仰从最初的局限于山东一地而扩展到广大的中西北地区。”
在此首先要揭出的是,原题“大宋辛酉”、《新考辨》断为宋天禧五年的《东岳元君香火社碑》,其实是后人伪托之刻——
这方《东岳元君香火社碑》原立于泰安城西天书观,今移存岱庙①。残石高约116厘米,宽约57厘米。正文楷书共20行,每行约28字。碑额篆书两行,文为“东岳元君香火社碑”。前7行为碑题及参预香火社之官吏题名,后13行为香火社记及年款。虽文字漫漶已甚,但尚可辨认多处。之所以将此碑定为伪刻,是从碑文中发现了一系列的明显破绽——
如建置方面,碑文中凡五次出现“山西等处”,考“山西”之名虽于战国秦汉时已见诸史籍,但作为政区之名的“山西等处”,却是始于明代。《大明一统志》卷十九《山西布政司》载:“山西:古冀州地。……宋置河东路经略安抚使。……本朝(明)置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太原、平阳、大同、潞安四府,泽、汾、沁、辽四州。”此碑中有“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字样,可推知其时代应在明洪武以后。而北宋一朝,于山西境内仅设“河东路”,并无“山西等处”的政区。只此一事,便足证此碑的时代只能属“大明”而不是“大宋”。
再如官制方面,碑文出现的职官有 “通议大夫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大夫山西等处提刑按察司”、“中议大夫山西等处监(下缺)”、“府管河通判”。今按:承宣布政、提刑按察二司使为明代所置各省行政、司法之最高长官。《续文献通考》卷六十《职官考十》:“明承宣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洪武九年改……山西诸中书行省俱为承宣布政使司。”又:“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一人。……明初置。”“管河通判”亦为明代官制,《续文献通考》卷六一《职官考十一》又载:“府知府一人,同知、通判无定员。……同知、通判分掌清军、巡捕、管粮、治农、水利、屯田、牧马等事,无常职。”又“通议大夫”、“中议大夫”均为明文官之散阶,《明会典》卷八《吏部七·验封清吏司》云:正三品“升授通议大夫”,正四品“加授中议大夫”。上述职名之中,布政、按察二司使又为明朝方有之官制,足证此方碑记的时代不会早于明。
通过以上考辨,可见《东岳元君香火社碑》中之地名、职官均属明制。宋人自无可能预知后世制度,因此这方题署为“大宋辛酉岁”(按此纪年形式亦与习见宋碑不合)的碑石,绝非宋代所镌,而是明人所伪托。对此宝卷专家车锡伦教授曾作推考,认为伪碑之出与明代民间宗教兴起有关,其在致笔者函中称:“我臆测此碑先是出现在嘉靖前后,后来那位‘东阿社学王□’重刻时改‘大明’为‘大宋’,并删去年号,时间在万历年间或稍后。王某作伪的背景,与民间教派有关。此时,民间教派活动极其普遍,这些教派都把泰山老母纳入‘无生老母’信仰的女神系统。同时,朝中的大臣们也上书吁请查禁各种民间教派。教派人士因为得到后妃太监和官僚贵族的支持,活动照旧。他们此时刻印的经卷(宝卷),便在时间上作伪:一是提前,如一部《佛说皇极结果宝卷》,卷末题识为‘宣德五年孟春吉日刻行’(另本残页题为‘永乐十’);一是胡乱题识,似是而非。如一本《忠孝二郎宝卷》题为‘嘉靖××(干支)××年’,但干支同纪年对不上号。总之,作伪手法种种,总有漏洞。”我以为车说甚合事理。明代信众为了将碧霞元君伪托为宋号,除了杜撰宝卷经书,也很有可能攻窜旧碑以实己说。此碑既伪,那么“碧霞元君”名号起于宋代说也就失去了惟一的文献依据。即便我们持最审慎的态度,先不对此碑下“伪刻”的最终结论,那在上述疑点排除之前,此碑也不宜用作研究宋代碧霞元君信仰的证据文献。
关于“碧霞元君”封号并不起于宋代(《新考辨》论称“宋真宗未封碧霞元君”,笔者对此观点表示认同),还可以举出诸多旁证资料:
1、宋王钦若《社首坛颂》:“惠洽于人,虽小不舍,新玉女之像是也。”①按:钦若此碑缕述泰山列仙,悉称“保生”、“广生”封号,如玉女已有碧霞元君之号,钦若不可能讳而弗书。
2、宋王山《盈盈传》文中悉称泰山女神为“玉女”②,无一处用元君之称。王山为北宋嘉祐时人。
3、宋刘衮、金濮国公主谒祠刻石,或称为“玉女祠”,或称为“玉仙祠”,也无“碧霞”或“元君”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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