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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祇庆典同时具备体现家族村落分化的血缘认同作用。在献祭、行香、巡游仪式中，这种认同表现得最为突出。献祭群体有“公”有“私”。前者指的是以神明会为代表的集体献祭，它表达的是社区的需要，体现的是家族村落合作的一面；后者指的是以房派为主体的献祭，表达的是家庭的需要，体现的是家族村落分化的一面。在拜祭仪式过程中，社会等级的差别也得以凸现。辈份高者排在祭队的前列，有威望者总是祭把的主持人，学问好、识字多的先生则充当“礼生”。在仪式组织过程中，家族村落“贵族”和房派“贵族”扮演了重要角色，长幼亲疏关系也得到了强化。在行香和巡游仪式中，每一个地方都是通过抽签来决定每支仪仗队的顺序。在名义上要求由一个村民小组组成一支仪仗队，但实际上，多数以每个房派为单位构成。可见，一方面，神棵庆典是一个以地缘为合作基础的地方共同体的集体性仪式，另一方面，这些集体性仪式由以血缘为纽带的房派组成。作为共同体内的个体存在和统一，不仅通过家族村落与外部联系得以体现，还通过家族村落内部的合作与分化得以确认，也就是说，庆典仪式不只是家族村落向外界炫耀的资本，还是内部房派竞争的资源。 神祇庆典还有助于建立民间交际网络，协调家族村落之间关系。近距离地观察神抵庆典，我们可以发现，它不仅是宴请本村神和其它众多神明，以答谢它保佑众生顺利，村落平安的日子，还是宴请村外宾客，联络彼此感情的时机。在村庙门口举行的“奉朝”仪式和在戏台上表演的“大戏”既是让神和本村人一起观看的，也欢迎外村人来凑热闹。神诞日在村中举行的宴会为家宴和村宴。赴家宴者多是姻亲，谁家客人来得最多，谁就最有面子。村宴则由神明会出面邀请别村有“有头有脸”的村民和总理们一起聚餐。
4．3庆典的信仰基础
民间宗教为家族村落发挥着维护秩序、团结，公共道德，教育等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的产生，是基于对超人的神秘力量的崇拜。“这种观念是由社会和自然各种关系发生出来的。这便是相当于原始的各种关系和思维方法的世界观。”9古人认为，具备超人灵力的人、事或神圣不可侵犯的物无处不在，因而立下了种种不可违犯的“禁忌”条例。民间宗教通过对世界上存在着各种超自然物的假设来为人们解释未知事物和对付危机提供了“巫术观念和行为”。现代人也许不再这样畏惧超自然力的神秘性了。然而，只要人的需要还无法得到完善满足，“巫术观念和行为”就不会停止和终结。
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机遇和挑战的增多，人们面临的社会风险也增多了。对命运的不稳定感，无把握感推动着人们向神灵顶礼膜拜，以获得免除人生灾难、疾病与不幸的药方。从心理层面上说，信仰“是人们有意或无意创造出来以供他们自己使用或满足他们自己各种需要的。”10人们去神庙，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现实问题。中国民间崇拜的多神性已决定了民间宗教的世俗化，商品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又为它们进一步世俗化增添了催化剂。
神祇庆典本身就具有的功利性特点使它很容易在竞争相对自由的农村中转化为经济性的崇拜。改革开放以来，个人致富已成为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事实，利用经济实力来提高自身地位成为可能。一些经济条件好的村民成为村中有威望的人，他们是神祇庆典活动最有力的支持者。我到学少村调查时，该村神明会常任总理之一古某告诉我，“神公生日我们村办得最俏(好看，热闹)，去走(巡游)的人每年都作一套一色的衣服。别的村没有我们的好。”口气很自豪。学少村民解放前就从事竹器编织，八十年代初成立了学少竹艺厂，产品销往国外，村民生活水平居各村之首。和增田村一河之隔的蓝塘村民说前者的神祇庆典“以前和我们差不多，现在不同了，他们村出了好几个包工头，有上百万，神公生日肯定办得好。”在调查中，我常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议论，“以前他很穷。好在儿子生性(懂事)，学会扎 (修)马达，在广州开了店，有钱了，年年是总理。神公保佑他家，生意越做越好了。”现代化的发展趋向使民间对商业利益的祈望越来越强烈，而商业竞争的加强又加剧了人们的振动和不安感。为什么人们愿意把钱花在神祇庆典上?神庙和庆典能够成为一种值得信任的文化传承方法，是因为有许多愿意为获得心灵上的安慰，精神上的保险而付出金钱的人在支撑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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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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