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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罗罗人及其他类似的原始部落的神话中，存在着一种繁复而又近乎荒唐的事物分类体系，它与近代科学中的事物分类（如林耐分类法）完全不同，原始部落有他们自己的分类学。原始部落的人们会根据味道，把洋葱和芥末归为一类，而现在植物学则要根据花序把洋葱归为到百合一类。原始分类“把直接感觉的东西加以系统化”，满足了人类理性的“结构化”的要求，同时也满足了美学要求。另一种“事物的秩序”，也就是另一种“世界图式”。至少，博罗罗人没有让世界处于原始的混乱中，他们在为世界寻找一种秩序，一种不同于化学或植物学之类的科学逻辑的秩序。我们在古代中国的“类书”或诸如《本草纲目》一类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分类法。有理由相信，福科的《词与物》的基本思想来自这里。
在《神话学》的第一卷《生食与熟食》的“绪言”中，我惊讶地发现，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却大谈其音乐。音乐总谱以共时性结构来呈现，同时又需要一种历时性维度的演奏来展开。列维－斯特劳斯把这种奇妙的结构关系，看作是原始神话的内在结构规则和叙事逻辑，神话的构造与音乐总谱的构造之间有一种一致性。列维－斯特劳斯在博罗罗人的原始神话中发现了“序列”，一种神话体系内部的布局和旋律，主题及其变奏，类似于巴赫式的音乐性。在《生食与熟食》中，列维－斯特劳斯即用调性音乐的格式来谱写博罗罗人的神话体系：“盗鸟巢者的咏叹调”、“不连续的间奏曲”、“负子袋鼠的独唱”……博罗罗人有他们自己的巴赫，有他们自己的对位法和和声。也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发明了一种有关原始神话的叙事结构。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野性的思维是整合的”，既是叙事性的也是几何学的。这一点，预示了当代西方的历史哲学的重大转折。
音乐之所以同神话相像，是因为神话也克服了历史的、周转性的时间和永久的恒常之间的二律背反。（《神话学：生食与熟食》）
从辩证理性的角度上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在结构主义的视域下，历史呈现为一个相对恒定的结构模态，历史的时间性表现为在这个相对恒定的空间架构中的事物的移动和变化。在这里已经可以窥见日后雅克"德里达“分延”思想的萌芽。
在我看来，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是20世纪伟大的学术奇迹，一个世纪的思想文化的“活化石”。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一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19世纪文学界一样，它至今依然是难以逾越的精神巅峰。这部四大卷的巨著的影响力难以估量，它并不限于人类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20世纪后半期的思维结构和方法论，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创造了全新的“范式”。在列维－斯特劳斯之后，罗兰"巴特在文学领域，让"鲍德里亚在大众文化领域，米歇尔"福科在历史学和政治学领域，乃至斯拉沃热"齐泽克在文化的精神分析领域，对他的思想分别加以充分的发挥，创造了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思想奇观。对于当下渴望融合东西方哲学而创造出全新的文化理论的中国学者来说，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更是一部充满神奇启示的“先知书”。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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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8-04-0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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