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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多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其各个历史时期的追本溯源，上限推前至文艺复兴，下限直追后现代主义，力图以此勾勒出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框架。
【关键词】 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 东方主义 比较主义 民族主义 人类学 音乐学 结构主义 后现代主义
80年代后半期，西方民族音乐学界弥漫着一股反思的气氛，美国民族音乐学学者波尔曼(PhilipBohlman,1988)籍此提出了民族音乐学“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概念，致使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批从思想的高度总结民族音乐学历史的著述问世。本文沿着这一思路追本溯源，参照了西方近十年来的有关著述及历史经典文献，力图从西方历史上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中把握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发展，以求更准确、更全面地认识这一学科的思想与方法论，便于我们参考借鉴。
从文艺复兴到东方主义——早期的酝酿
本世纪90年代初，美国民族音乐学学者波尔曼在著述中(1991)将西方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史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他在法国思想家、散文家蒙田(1533-1592)、德国博物学家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以及法国民族志作家拉菲陶(J. -F. Lafitau)等人的著作中找到了一些有趣的例子。
蒙田1580年的文章“食人的蛮族部落”（见其《散文集》）也许是现代欧洲第一篇民族音乐学的记载，评述了巴西里约热内卢海湾一小岛上美洲土著的音乐，材料来自加尔文派传教士雷维(Jean de Lévy)1578年的记述（当时巴西是法国殖民地）。其中有那个部落的囚犯的反抗歌曲。除了尚武的歌曲外，还有情歌。他们的情歌一点也不野蛮，内容是歌颂醇酒与爱情，颇有点希腊诗歌的味道，令人想起古希腊的阿纳克里翁抒情诗体。蒙田的结论是，食人者的音乐基本上同欧洲人的差不多。同古希腊比较是文艺复兴思想的一大特征。
另一大特征是自然科学的精神，可见之于基歇尔的巨著《世界音乐》(Musurgiauniversalis,1650)。该书扉页插图中绘有美洲土著仪式舞的舞蹈者，画在下方风景中，表明音乐同大地、大自然的联系，那是所有人类音乐的起源。这种客观性对身为传教士的基歇尔意味着反对《圣经》中音乐的上帝创造说。基歇尔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充满了科学好奇心和神秘性，其目的是汇聚一个音乐活动的世界。他象收集、展览古玩那样展示音乐珍奇。他从不同的角度系统地探索了音和音程结构的本质；分析犹太人的记谱体系以及其他非西方的音乐理论体系；论述音乐在自然中的起源，结合美洲土著及各国的音乐资料。他的巨著中还贯穿着乐器图像、音程表、广泛的记谱、音阶结构的数学图表，表现出以普遍主义概括世界音乐的意图，力图使他文化的音乐为欧洲读者接受。
科学观察的精神也见之于拉菲陶的著作《美洲蛮族习俗，原始时代习俗比较》(1724)之中。他在书中比较了南美、北美印地安各部族的乐器，有按结构比较的，也有按仪式功能比较的。作者还认为，这些乐器的合理功能一点不比类似的希腊乐器少。
上述早期著作的特点可归结为：以古希腊文化为比较的楷模；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普遍主义的比较模式，意在缩短两种文化中音乐之间的距离；反对神学，提倡自然科学的客观精神。正如波尔曼所指出的(1991)：早期对异国文化行为的描述，某种程度上成了扩展西方殖民者权力的手段，当然，积极的方面是动摇了西方音乐文化的主宰地位，在欧洲的音乐话语中为非欧音乐确立了一席之地，同样也丰富了欧洲的思维。
欧洲人对非欧音乐的兴趣来源于早期的航海发现，而研究非欧文化，其理论依据则源自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主将之一、百科全书派的领袖卢梭的《音乐辞典》(1768)反映了18世纪的这种时代精神。该辞典系统地使用了非欧音乐的材料，目的是完整地概括音乐的定义。“为了让读者能够判断不同民族的不同音乐方言”，卢梭在论音乐的条目中展示了非欧音乐的谱例：一首中国曲调，一首波斯曲调，一首加拿大“蛮族”歌曲以及瑞士放牧调。他由此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是音乐物理法则可能存在的普遍性，即用记谱来揭示声学法则所主宰的某些文化之间类似的声音过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对乐音进行跨文化的研究。其次，他又指出，音乐对人们的效果并不局限于声音的物理效果，也包括文化含义，即音乐不仅是自然的，也更是文化的，是一种“记忆信号”，来自于各种文化的习俗和环境所产生的各种联想。他认为音乐的基本事实产生自文化的多样性，其本质不在声音的物理学中，而在“声音对人类心灵的最大影响中”。可见卢梭更支持文化人文主义的理论。卢梭所谓的音乐现象的二元论，即自然-文化或人性(nature-culture)这种启蒙时代的理性思想一直影响着今天的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
启蒙运动的18世纪也是一个崇尚经验和客观性的时代，因此“田野工作”——实地观察兴盛起来，出现了许多基于第一手资料的著述，如法国外交官方顿(Charles Fonton)利用自己在中东的经历，写了关于土耳其与欧洲音乐比较的专论（《关于东方音乐，与欧洲音乐之比较》，1751年）；英国驻加尔各答的法官琼斯(William Jones)所著《论印度音乐的调式》(1784)；长年在北京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J. -M. Amiot)在其《中国音乐古今录》(1779)中提出中国音乐同其他文化的音乐一样复杂，且历史悠久远远超过西方，能产生这样一种音乐的文化是优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对非欧音乐研究最深刻的影响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他者”(Other)的概念，即非欧世界，有着不同于欧洲的历史与文化。钱德明和琼斯等人通过客观地观察“他者”的音乐来重新审视欧洲自己的音乐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样便产生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预示了下一世纪末比较音乐学的诞生。因此可以说是启蒙运动孕育了这一学科。
研究“他者”，从“他者”看自己，这便是当时西方的东方主义学术格局。本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萨依德(Edward Said)在其轰动一时的《东方主义》(1978)一书中提出，西方研究非西方文化，是一种学术扩张，正如18世纪末欧洲的军事扩张一样。当时大肆军事扩张的是英法两国，因而也是它们创立了东方主义的学术。首当其冲的便是中东，一是因为距离欧洲较近，二是欧洲历史上一直将这一地区看作是自己古典文明的起源地。
19世纪初，东方主义学术的典范是法国人维奥多(Guillaume Villoteau)在20卷的《埃及描述》中的《音乐卷》(1809)和英国人雷恩(Edward William Lane)的《现代埃及人的风俗习惯之记述》(1836)。维奥多所撰涉及音乐的两卷，即卷一《东方乐器的历史、技术和文献之描述》，是一部详尽广泛的乐器学著述；卷二《埃及音乐艺术现状，对该国音乐的研究观察的历史描述》，涉及埃及音乐的理论问题。他是1798-1801年随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学者之一，故描述皆以实地观察为依据。著述中除广泛论述阿拉伯的音乐及乐器外，也探讨了埃及少数民族和小宗教的音乐。其缺点是不涉及埃及音乐史、乐器史，而是人云亦云地认为伊斯兰音乐及乐器源于希腊。雷恩也在埃及生活多年，以民族志作者的眼光，描述了埃及人生活中的音乐。较维奥多高明的是，他否定了阿拉伯音乐的希腊起源说，并估计对阿拉伯的影响来自中亚或南亚。
随着其他国家加入殖民远征，19世纪中期，东方学的中心逐渐从英法转向中欧的德奥，促发了这两国的Wissenschaft，即科学性的学术。这一时期的学术特点是，基于上一时期大量的文献资料，东方音乐逐渐进入西方音乐史学，即在历史的框架中解释东方音乐，形成一种全球音乐史的格局。
首先是基泽维特(R. G. Kiesewetter)的《阿拉伯音乐起源说》(1842)，其中也包括了波斯与土耳其。他的方法有两点引人注目之处：1）音乐从简单到复杂的渐进发展是明显的；2）阿拉伯音乐与西方音乐的类似，即可比性，此即比较研究的基础。接着是安布罗斯(A. W. Ambros)五卷的《音乐史》(1862-1878)，其中第一卷是专论非西方音乐的，是后四卷欧洲音乐史的前奏或古代部分（欧洲音乐史始于中世纪）。然后是费蒂斯(F. -J. Fetis)五卷的《从古至今的音乐通史》，前三卷是论述非西方音乐或古文明音乐的。他强调各种文化的音乐怎样与众不同，注重各自理论体系的差异，而忽略类似，因而没有编织出一幅统一的历史画面，故更近似于地区研究文集，而非世界音乐通史。
这一时期史学一个重要倾向是把非西方音乐作为西方音乐的源头，是欧洲文明的早期形态，这一思想延续至今，近年来被批判为“欧洲中心论”的表现。而将欧洲文明作为全世界文明的标准，则是下一时期比较音乐学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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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音乐学网：2005-5-1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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