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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腾文身到衣冠装身，应该有一次理性思维的洗礼，应该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历程。无论如何，文身中含有更多非理性宗教迷狂因素。况且图腾崇拜本身就是原始宗教的一种仪式。那么，在奠定农耕文明基础的上古时代受到冲击逐渐淡化乃至消隐也属必然。在此文化背景下，在先秦理性批判的时代，我们随意选取孔子的一段言论，就会感知这是社会舆论普遍地从另一角度对图腾文身的否定和拒绝：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图腾文身原本就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形式，是“孝”的一种表现，而孔子也是从此立论，但却重视人间现实的孝，而淡化否定具有图腾意味的超人间超自然的孝。这是富于实践理性精神的。当人们从图腾宗教的文化氛围中走出来，以理性的精神来看事论理，那么损毁发肤以文身是那么的不合情不合理：一方面个人痛苦且危险，父母揪心，于人情不忍；另方面文身总欲炫耀于人，倘裸态装身于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岂不有碍观瞻有伤大雅？孔子从感情出发，从孝入手，以体恤父母立身扬名的人生高度来否定身体切割刺伤的文身现象，这种历史性的说服是成功的。文身在华夏族一带历史性地淡出乃至为服饰更替，虽非始于儒家，其源头似更古远更悠久。但孔子之说确乎有着鲜明的历史针对性和现实说服力。于是，历史的逻辑的顺序似乎应该是，图腾人体装饰渐渐为带有图腾意味的种种衣冠饰物所代替了。当然，传统思维的惯性力量，图腾观念并非一时可以消隐，但又不能不受到实践理性思维的影响，逐渐形式化、美饰化。先秦诸家中，庄子也有全身全形、任纯自然之说，不管此说当时的时空条件是什么，具体针对性如何，但无可怀疑的是，它作为一种深刻的人生哲学观念在社会传播渗透，便强有力地阻击了文身现象的社会性普及和历史性延展。它提出了另一种亲切平安更易为人体所接受的生存模式。借服饰以扮图腾，或者说图腾意象此际开始分流在服饰的不同方面象征出来，暗示出来。这大约是从农耕文明的理性思维发展以来的服饰过渡现象，或者说是图腾人体装饰走向非固定阶段，此与前者相衔接，属于更高文化阶段的产物。
在种种服饰款型中，我们看到了图腾内容与形式的丰厚积淀。就群体仪式而言，后世郑重其事的冠礼，它的原始形式就是图腾入社仪式。帽饰的原初形象也就是头戴作为图腾的动植物或图徽。而古代文献所记录的男冠女笄的冠饰之礼，恰是在人文思想初萌的时代，我们民族的先哲对于神话思维模式中图腾观念的理性化、世俗化和礼仪化。帽饰在当时本身就是没有完全脱离神话意味的族徽。直到今天，人们仍能从儿童帽饰中的虎头鞋帽、猪头鞋、兔子帽、蝴蝶结等等款式中，感受到远古图腾及冠礼的遗风。
龙袍的产生并成为古代帝王们的专宠亦大有深意。作为融合兼并中华先民众多鸟兽图腾的龙图腾，在中华先民心理产生了强大的威慑与企慕的心理效应，上述举例便可见出“断发文身”以象龙子的记载史不绝书。正是有着龙图腾氛围深厚广博的笼罩和铺垫，人们才纷纷以裸态装身的断发文身模拟龙形，头戴角杈附加尾饰来彰示自己本是“龙种”并具有“龙性”，进而推衍到覆盖装身扮饰龙体。不难推测，原初的衣饰意义上的“龙袍”应是普遍的和多样的，流布于民间的（在民间历史性遗留的龙袍，如戴平女士《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一书所指出的有楚绣的“龙凤罗衣”，佤族男子穿着的金绣龙衣等等），后来成为历代帝王的专宠则是掠夺和制裁的结果。
以凤为代表的鸟图腾亦是激活服饰艺术的强大动力源。商部族和秦部族都以玄鸟为崇拜对象。玄鸟亦是凤凰图腾的原型之一，郭沫若认为玄鸟即凤凰。《诗经》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句，《史记》等历史文献也有类似记录，如商民族的始祖契是有戎氏之女简狄吞玄鸟卵而生；秦民族的始祖伯益是颛顼之孙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倘向上追溯，我国古代东方还有许多鸟图腾的部族：舜族以凤鸟为图腾；丹朱族以鹤为图腾；后羿、少昊的部族也以鸟为图腾……，这就是古籍中所说的“鸟夷”族群。鸟图腾似乎仅仅说明了神幻的崇拜意识，看似与服饰有一定距离。可是据《禹贡·冀州》：“鸟夷皮服。”《汉书·地理志》此条注释说：“此东北之夷……居住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鸟也。”即服饰款式与图案扮饰得象鸟儿一样。图腾形象在这里创造性地转化为服饰境界，安全祈愿仍是强大而内在的动力因。因为“在图腾部族的集体表象中，图腾祖先神往往有着超自然的神奇形象。它往往被想象成为人的祖先与动物祖先混成的神秘物，具有半人半动物的形象。另方面，图腾部族成员也往往按图腾动物的形象来打扮自己。在他们看来，这样就能得到图腾的保护”。此说可以找出许多显例给予印证。如云南沧源地区的岩画中所绘人物有的头插几根或几束鸟类的羽毛；有的头佩羊、鹿等动物的犄角；或用动物的长牙制成头饰；或身后拖着长长的尾巴。我国西南边陲的傈傈族妇女着及地长裙，无论款式如何多变，不变的是背后总要缀上一条尾巴为饰；而青海大通县出土过一个五千年前的陶盆，上面绘着五人一组的系列舞人形象，人们手拉手边成排，每人身后都拖着一条尾巴。古今遥遥呼应，会让我们产生一些联想与想象。
据马缟《中华古今注》称，宫中嫔妃插凤钗始自秦始皇时代。到汉便成为以凤凰形象为主的冠饰，为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祭祀时戴用。到了宋代，更衍化成为九雉四凤之饰了。《山海经》中多次提及“羽民”，结合我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地先后出土的约公元前五世纪至三世纪的青铜器（如鼓、牌饰、贮贝器、扣饰）上一组组头饰羽毛、羽冠或身披羽衣、衣着羽尾或作鸟翔状的人物图像来看，当是这种鸟图腾扮饰的人物族群。
从文献看也不少。《拾遗记》记载：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其人善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则兴云起雾，小则入于纤毫之中。缀金玉毛羽为衣裳”。“昭王即位二十年，……有人衣裳并皆毛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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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秦岭醴泉──张志春个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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