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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在后世的宫廷和民间吉祥图案中均颇为常见的“二龙戏珠”(或“双龙戏珠”)，也是从史前时代起一直到明清均有若隐若现的传承性线索可以追寻。像史前的蚌龙、蟠龙和龙凤构图，西周的双夔龙和二夔龙戏“珠”纹样(张道一主编，1993[1]：583-608)，两汉以后的“龙虎争璧”(“龙虎戏璧”)、“二龙戏璧”、“青龙图”和“对龙图”，唐代和宋元时代的双龙纹铜镜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均可被视为“二龙戏珠”的原型或其构成元素之一。尽管二龙所戏“火珠”另有民间传承的说法，但从图案形态学和纹样沿袭史来看，它的起源则有可能更为古远和复杂。
再以传统吉祥图案中的“鸟鱼纹”为例，其源远流长的谱系和至今依然存续着的顽强生命力，确乎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河南省阎村新石器时代彩陶罐上的水鸟衔鱼纹(又称“鹳鱼石斧图”)，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此类图案了，接下来，则有陕西省宝鸡北首岭遗址彩陶壶上的鸟啄鱼纹、西周青铜器上的鸟鱼纹、秦汉瓦当上的鸟衔鱼纹、晋代和明代砖刻上的鸟衔鱼纹、明代织锦上的鸟鱼荷花纹样、清代及近现代的类似作品等等，其传承发展的线索，可谓异常清晰而又一脉相承。
“团花”的寓意与传统
谈及吉祥图案的传承性特点，“团花”则是又一个颇为典型的例证。近些年来，各式“唐装”或一般意义上的“中式”服装，从流行一时的“时装”已经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都市服饰民俗，从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唐装”和一些中式服装上，除了以图案化的汉字作为装饰的传统得以复活和延续之外，寓意吉祥的“团花”图案也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有的装饰效果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根据中国服饰史专业的定义，所谓“团花”，主要是指以各种植物、动物或吉祥文字等组合而成的圆形图案，它常见于中式服装尤其是袍服和上装的胸背和肩部等部位。以圆形为基本构图的吉祥图案，在中国也是自古就有本土的起源，这一点我们仅从商周铜器、秦汉瓦当和汉唐铜镜上的某些吉祥图案或纹样来看，也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实际上，对于唐宋的一些铜镜图案，也曾有人用“团花镜”或“宝相花镜”来命名的(周世荣编，1986：69、117)。显然，要追溯团花图案的起源，就需要把视野放得更为开阔一些。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出现了利用圆形、方格或菱形组成几何骨格，然后在其中填充动物或花叶纹的手法，这在构图上显然是已经很容易形成团花图案了。有一种意见认为，典型形态的“团花”图案，大概出现在隋唐时期，其形成也可能多少受到了西域艺术的一些影响，例如唐代很多图案中就有波斯文化的要素，所谓的“联珠团花”便是这方面的例子。实际上，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原墓地，已经出土了5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剪纸团花，它们分别是对鹿团花、对猴团花(和平元年，551)、八角形团花、忍冬纹团花(延昌七年，567年)、菊花形团花。这类团花造型的剪纸艺术品种，一直延续到很晚，例如，在故宫坤宁宫帝后婚房的顶棚中心，就曾贴着一幅龙凤呈祥剪纸团花(徐艺乙，1998：27-30，43)。而且，在民间，当人们用剪纸美化居室时，除了墙花、炕花，往往也会使用顶棚团花(邢莉主编，1995：70)。
尽管圆形的团花图案一直被广泛地应用于建筑和器具装饰以及其它各种素材之上，但在后世的各个朝代，它却越来越多地是作为织物和服装上的图案而著称的。团花，又被称作“团窠”，从现有文献资料看，唐宋时代的服饰上往往就有团花图案存在。我们从唐诗宋词的片断，便可得到很多此类信息。唐人欧阳炯“春光好”诗，曾有“叠雪罗袍接武，团花骏马娇行”的诗句。宋代时有“团窠锦”，为锦缎之一种，所谓团窠锦，也就是团花锦。陆游“剑南诗稿•斋中杂题”中，曾有“闲将西蜀团窠锦，自背南唐落墨花”的文句。《宋史•舆服志》里也有关于“团窠”、“斜窠”、“杂花”等服饰图案的记载。
服饰上的团花图案，在早期往往是和其它要素(诸如色彩、质地、式样等)一起组合，从而构成了阶级和官僚等级之“舆服”制度的重要一环。也就是说，团花曾经是上层阶级的标志性图案之一，在古代的阶级舆服制中，团花大小原本是有明确区分的。例如，在唐代时，唐高宗曾规定大臣们的常服，亲王至三品用紫色“大科花”(亦即“大团花”)绫罗制作;五品以上用朱色“小科花”(亦即“小团花”)绫罗制作。宋代时，皇帝往往在一些节令庆典之时，赏赐“时服”给文武大臣以为恩宠，据说当时的时服面料上，往往就有“乐晕锦”(亦即“灯笼纹锦”)、“簇四盘雕”(将圆形以十字中分，然后填充对称式盘旋飞翔之雕纹的团花)、“狮子”、“宜男”、“云雁”、“宝照大锦”(以团花为基础，填充其它几何纹)、“宝照中锦”等吉祥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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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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