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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有形”或“无形”(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问题时，学者们经常会遇到无所适从的情形。这是因为某一项具体的文化遗产，往往既有在“形式”或“物质”方面的“有形”的形态，又在“意义”或“象征”层面有“无形”的内涵，研究者经常无法将其形式和内涵割裂开来去理解它们。在很多民俗文化事象或文化遗产项目中，往往是意义因形式得以表达，形式因意义而有价值。因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有形”或“无形”的简单分类不同，在研究具体的民俗文化事象时则必须兼顾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本文讨论作为民俗艺术的中国吉祥图案，也是应该对它的形式及其物质载体，同时，也应该对其意义内涵做全面的考量与分析[1]。
吉祥图案的民俗资料意义
在很多情形下，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往往是被作为实用美术或美术史资料来处理的，不少相关的出版物，其实很多就是艺术家为了艺术创作或普及实用性美术知识而编辑的资料汇集(王立导编绘，1987;吴山编，1988;姚云龙编著，1989;李祖定主编，1989等)。我们当然承认吉祥图案之作为生活实用美术和美术史研究资料的重要价值。不同时代的吉祥图案，毫无疑问，都理所当然地构成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美术史最直接的资料之一。不仅如此，在吉祥图案中所体现的价值、意义、审美意趣、美感、艺术风格和构图技巧等，又的确是富于“中国”传统和“民族”本色的，其为中国民众所喜闻乐见，也始终能够不同程度地成为当代艺术创作和民众生活美学的源泉。
实际上，当前中国的现代印染、编织、刺绣、陶瓷、雕刻、建筑、装潢、广告、布景以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均有对吉祥图案的大量运用和再创作的社会实践存在。其中，既有民间艺人或一般大众作为民俗美术而创作——例如，在现代的剪纸、年画、农民画和建筑装饰中以及在年节庆典上使用传统吉祥图案或采用其某些要素并有所发展——的情形，也有职业艺术家个人——例如，时装设计师、装潢和广告业者、工艺美术师、陶艺家等——基于传统资源而尝试展开的各种艺术创作实践。
几年前曾经风靡一时的流行“唐装”，现已扎根于中国的现代都市社会，成为依托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现代人民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夏目晶子，2003)。中国现代工艺美术行业的各种作品对于传统吉祥图案的继承，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诸如“松鹤延年”、“松柏常青”、“连年有余”(图1)、“福寿双全”、“国色天香”、“岁寒三友”(图2)等等，为数众多且构思传统的吉祥图案，依然是中国美术表现的重要主题。尤其重要的是，在相当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像“龙凤呈祥”的被罩、“鸳鸯戏水”的门帘、“团花”锦簇的“唐装”、为孩子避邪的鞋帽装饰、为老者祝寿的镜匾卷轴……，可以说，尽管已显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衰微趋势，但很多传统的吉祥图案依旧存活和延续在民众的现实生活之中，特别是较为集中地出现在人生礼仪、年节岁时和各种喜庆热闹的重要场合。因此，研究中国民俗文化和中国民众的民俗生活，吉祥图案乃是一个重要和不能忽视的课题(乌丙安，1990)。
比起其美术史和实用美术的价值来，本文作者更想强调的是传统吉祥图案作为“民俗资料”的重要价值。日本民俗学在建设其学科的“资料论”基础时，除民具、民居等实物或有形资料，节庆祭典和口头传承等“无形”文化财资料、田野调查资料、涉及地方史志的文献资料(例如，古文书和地方文献)等之外，还非常重视绘画、图卷等方面的资料(岩井宏实等编，1985：281-287)，并认为后者尤其具有形象、生动和具体鲜明的特点。中国民俗学对学科“资料论”的讨论尚不很深入，但把类似“吉祥图案”、“耕织图”、“风俗画”等，也作为民俗学研究的基本资料来予以特别的重视，应该是不会有很多异议的。
如果说传统吉祥图案是一种“艺术”，那么，它首先是一种“民俗”艺术。把传统吉祥图案视为“民俗资料”的理由及其作为“民俗资料”的价值，首先表现为吉祥图案对于研究它们各自流传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民俗文化所不可或缺，它是中国“民俗”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其次，为数甚多的吉祥图案主题或题材，是超越世代传承和积累下来的，虽然其中也层积地裹挟着时代变迁的痕迹，但有相当一部分却表现出形式和内涵上的一贯性。
第三，传统吉祥图案在非常广域的范围内存在，并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例如，江南乡村民间的“蚕猫逗鼠”图案、关中盆地的“抓髻娃娃”图案等)和族群性(例如，各少数民族的吉祥物和吉祥图案，参阅祁庆富，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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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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