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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口头传统到书面文本的谱系
近些年来，口头理论在其演进过程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发展。其一便是抛弃掉以往对于“口头的”和“书面的”所做的过于简单化的区分。在这一领域的早期阶段，在口头和书面之间作出明确区分被证明还是有益的，甚至有争议就涉及判断一部古老的手稿在本原形态上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参考民俗学家们和人类学家们的报告，就会发现在口头的和书面的两者之间设置鸿沟，实在是太落伍的模式了。我们现在知道在同一文化或社区中，书面的东西完全可以与口头传统并肩而立，而且地道的文化人也可以从事口头的创作活动。
由于这些缘故，口头传统的一般模式已呈现出光谱式特征：在其一端表现为没有任何书写和文本的文化运作（这十分罕见），而在另一端表现出来的文化，是一种在日常的话语交流中广泛依仗书写和文本的文化。然而即使在一种高度文明的文化中，人们也可能去选择和利用口头传统媒介的某些特殊社会功能。譬如在高度工业化了的摩登的城市如北京或纽约，人们也拥有自己只靠口耳相传的民歌。让我们转而看看在特定动机要求之下的特殊化语言问题。人们会使用一种只适合特定讲话目的的特定讲话方式（register）。正如某个人去选定某个广播或电视台的节目，表达者定出了某个交流的频道，交流便在规则和设定之下支配着讲话方式而发生。在口头传统的交流事例中，也一如语言在其他场合的曲变，听众和表演者必须被调谐到同一个频道上；他们双方必须全都能理解他们之间共同的“说话方式”（way of speaking）。
举个例子说明：假设你想向你的同事。学生和家庭成员解释一个哲学问题。纵然你可能试图尽力使你的几番解释完全相同，而实际上这三次解释彼此间会有差别。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非得选择使用不同的说话方式；对同事与对学生或家庭成员讲述时是不同的。每次谈话都将依据熟悉程度。礼貌或不拘礼节来作讲话方式的设定，如此等等。特定的共享的知识或背景，决定着每一次的具体操作，并使之与其他场合相区别开来。
当口头传统一旦确立起适合其表达需要的方式，这一“说话方式”与日常话语或在文本中变动着的语言比较起来，就表现出相对稳定。变化缓慢的特点。于是在口头传统中的“词”，正如在前面考察过的，比起任何当代流通的语言寿命更长久，而且往往看上去更古旧。更特殊，即使同一语言传统之内的人们也这么看。这一说话方式一经确立，便会持久地影响到文本样式。学者们已多次证明口头传统中的语言有被书面文本采用的可能。在口头理论成长的早期阶段，这种论断是不能想象的，但在今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传统的语言和传统的意义
口头理论的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发展生长自对不平衡的校正。由帕里和洛德所从事的田野作业和分析，旨在去理解那些文盲歌手是怎样在没有文字的帮助之下创造出篇幅宏大。词藻华美的史诗的。简而言之，集中关注的是以听众的接受为消费的史诗创作。在信息交流过程中作为能动参与者的听众的作用，则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谈及，虽然他们与诗人共享着相同的说话方式。
近些年来听众及由他们参与构成的交流通道，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随着对其重要性认识的深化，已对其在习用话语中所起的作用有了认识。我们已经开始懂得“词”并不止简单地在演唱过程中协助构造意群（blocks），而同时是一种负载着深层的复杂的涵意的符号。例如在荷马史诗中的简单片语“looking darkly”，其意蕴远比填充诗行中的一个空位为多；它与整个相关联的事物共振，它与出场人物的某些特殊信息相呼应，与动作将要发生的环境产生联系，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信息被压缩在一个短小的片语之中，一个“词”之中。或者再让我们想想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妇女挽歌的结构。由于这一话题已有一个既成的形式，或者叫作“词”，使用这一话题时，不仅仅是完成了演唱，一般而言还是史诗传统中全部挽歌话题大背景之上的又一次响应。
口头传统之中的任何“词”——程式、主题、故事型式——其涵意远远超出了一部辞书或字典所能提供的。这一传统之中的片语。场景或诗歌的文字，已被赋予了某些惯用的涵意。这一涵意的确立，是依据“词”是曾由其他诗人在其他场合中其他诗作中怎样去运用而决定的。只有通过考察“传统的”意义——那些诗人创造听众接受过程中所孕含的意义和方式——我们才算开始经历口头传统表演的全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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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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