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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玉兔捣药
汉代晚些时候出现了月中有玉兔的说法。在临沂、徐州、南阳、陕北等地出土的西汉末年或东汉的墓地画像石上都有玉兔捣药的图像，不过这些玉兔主要不是出现在月中或嫦娥的身边，而是作为西王母的随从出现。西王母在秦汉时期是备受尊崇的大神，此时她的主要神通是执掌长寿和仙药。玉兔在神话中出现在她身边就是负责捣药的。后来月中玉兔捣药的形象跟西王母神话有密切关系，应该是人们把西王母神话中的情节移植到月亮神话中的结果。
在南阳的汉画像石中，有一幅苍龙星座图，所画月轮中有蟾蜍和玉兔。这些考古资料证明，在汉代的传说中，月精主要是蟾蜍，玉兔在汉代中晚期刚开始进入月亮，往往同时跟蟾蜍在月中出现，月中有玉兔的说法还不是很流行。
到了晋代，关于月中有玉兔捣药的故事已经有较多的记载。晋代傅咸在其诗歌《拟天问》中有这样的句子：“月中何有?白兔捣药。”晋代另一位诗人傅玄的《歌辞》中也说：“兔捣药问何足道?神鸟戏云间安足道?”《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收有傅玄所作《董逃行》，其中有：“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
到了唐代，这种说法更常见了，而且有了以玉兔代指月亮的说法。杜甫的诗中说：“以此瞻白兔，直欲数秋毫。”一方面原来的月精蟾蜍变成了蟾兔，另一方面月神人格化了，变成了清歌曼舞而寂寞沉静的美女嫦娥，她的身边陪伴着一只玉兔。也就是说，由月精转化来的玉兔降格为月神的宠物。而民间也把玉兔当作尊崇的神物，称之为“兔儿爷”。
不过在月宫里出现了玉兔捣药的形象的同时，月宫中有蟾蜍的的故事也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从汉代到唐朝都是如此。明清以后关于月精是蟾蜍的说法就越来越少提及了。
至于蟾蜍为什么变成了玉兔，闻一多先生解释说，是由于蟾蜍原来叫顾菟(音兔)，如屈原《天问》里就有“顾菟在腹”(月神肚子里有一只蟾蜍)的句子，“菟”与“兔”同音，即使“蜍”也与“兔”音近;这样因为谐音的关系，神话中的蟾蜍就被玉兔取代。其实从形象角度来看，民众用可爱的玉兔来代替丑陋的蟾蜍也在情理之中。
在流传下来的月亮神话里，月精为蟾蜍应是最早的说法。大概在原始社会末期，月亮中的神物越来越多地跟人的形象相结合。记载上古神话传说的《山海经》中说，天上有十个太阳、十二个月亮，太阳和月亮是同父异母的关系，他们的父亲是名叫俊的天帝。据历史学家推断，俊就是舜，传说里华夏族的远古帝王之一。
3、嫦娥：月亮女神
《山海经·大荒南经》讲了日母羲和带着十个太阳孩子在甘渊洗澡的故事：“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另外在《山海经·大荒东经》里，讲十个太阳都住在汤古的扶桑树上，一个住在最上头的枝叶间，九个住在下面。他们轮流值日巡行在天空，都由乌鸦载着。《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则记述了月母常羲给十二个月亮洗澡的情形：“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常羲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嫦娥。据考证，这里“羲”是“义”的繁体字“義”的错写。而古代“义”“仪”“宜”与“娥”的读音相同，有些情况下是混用的。“常羲”在先秦文献中有时就写作“常仪”或“常宜”。
与《山海经》的记载相呼应，殷代卜辞中就有祭祀“东母”“西母”的言辞。太阳在东方出来，新月则在西方现身;“东母”就是日母羲和，“西母”就是月母常羲。祭东母、西母其实就是祭日月，这样东母西母分别成为日月的代表，而不是太阳母亲和月亮母亲了。就是说，到了殷代，常羲即嫦娥虽然在神话中还可能被说成是生了十二个月亮的月母，但是在祭祀仪式中已经被当作月亮本身即“西母”了。这时，太阳和月亮还都是女性的。
后来有了阴阳观念，人们以太阳为阳，以月亮为阴，太阳神的性别就要改变。到了战国时期，太阳神已经开始被说成男性的，《楚辞·九歌》中的“东君”就是男性的太阳神。到了汉代，太阳是“东王公”的说法已经很流行了，月亮则叫做“西王母”。这时，月神为嫦娥的说法已经确立了，不过月精为蟾蜍的说法也同时流传着。两种说法并行不悖。后来这两种说法被揉进同一个故事里，蟾蜍被玉兔代替，成了嫦娥身边的一个宠物了，这种传说的盛行应该是唐宋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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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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