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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三十年代歌谣征集运动中的“声”和“音”——以《歌谣》周刊为中心
《歌谣》周刊的编者之一常惠(1894-1985)在该刊“发刊词”中阐明说该刊的目的“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 ，并进一步阐发说歌谣运动目的有二： “民俗学”的“主要成分”和“平民文学”的“极好材料”，而后者当然是针对“贵族文学”的 。“贵族文学”一语出自陈独秀，指文言文的古典文学 。就“文艺的”构成部分之一的新诗而言，章门弟子沈兼士(1886—1947)亦在创刊号上明确指出：“根于这些歌谣和人民的真正的感情，民族(国民)的新诗方可发生出来。” 由“民”而“人民”，由“人民”而“民族”(“国民”)之“传统”再造，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卫景周在“歌谣周年纪念增刊”上指出研究歌谣的有四派：第一为民俗学角度的“民俗派”;第二为以考证方法问学、甚至研究小说的“考证派”;第三为带有平民文学色彩、“为将来革贵族文学命的张本”的“革命派”;第四为“以研究诗的态度研究歌谣”的“文艺派” 。其中关于“考证派”的说法多少有些费解，似乎与周作人自己就童谣研究所划分的民俗学的、教育的和文艺的三类研究大致相同 。不过卫的划分也只是概略性的，比如周本人便跨越了“革命派”和“文艺派”。同样，对“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简单二分，周作人并不以为然，而是认为“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 ，在此他以“人的文学”抹去了“平民”与“贵族”之简单二分法。此处的“贵族”似乎也包含了文体、形式等要素，表现了周作人思想中文学革命与文学复古之复杂关系，由此可以一窥周氏与章炳麟之复杂关系 。
1、二十年代歌谣征集运动与“新”“国学”的关联
沈兼士在1922年9月为北京大学整理国故的主要实行机构国学门所作的经费建议书中便将“歌谣研究会”、“风俗研究会”等纳入“国学”的规划，1923年9月30日的国学门报告中亦就歌谣研究会的活动作了总结 。胡适于1936年4月《歌谣》周刊复刊号提及11年前《周刊》停刊之所以停刊，是因为北大要出版一个综合的大周刊“研究所国学门周刊” 。歌谣征集运动显然完全被定位为所谓“国学”的一环。
在歌谣运动第一阶段，在具体分工上，从起关键作用的“五教授”名单上看，除了刘复外，章门弟子有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周作人。后三位与鲁迅一样，留日之时正值章炳麟滞留日本，曾就教于章。在此强调“章门弟子”理由有二。第一是因为第一期的歌谣运动作为白话文运动的一环，章们弟子的这些参与者与章炳麟之间虽然对诗“音”的思考迥然有异，但实质上又有一定的重叠。第二是因为与他们之间都有着所谓的“国学”意识，尽管各自的“国学”南辕北辙。如刘梦溪先生指出的，章炳麟发明的“国故”一词，在新文化运动参与者如胡适等处，却是与“国学”一词混用， 不同的是，章的“国学”一词有作为革命手段之意，而胡适的“国学”与“国故”则多了章炳麟所没有的“科学”的提法 。就歌谣征集运动观之， 比如视歌谣为“国学”的内容，便可谓两者间的明显差别之一。但事实上胡适们的“新”“国学”与章的“旧”“国学”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
首先是“新”“国学”、新史学、歌谣运动三者之间的关联。胡适本人1923年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此处的“历史的眼光”，彰显了新史学在新国学中的重要位置，也就是肇始于梁启超的导民史入国史的新史学理念的继承和发展。胡适说：“文学方面，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有同等位置。" 。于是乎因了新“国”之发现，继而发现旧“民”之新用，进而“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一跃与“经”等量齐观，歌谣运动完全被置于新的国族建构和与之相应的新的历史文化建构的框架之中。从伦理、政治层面上看，这也和“五四”口号之一的“德先生”的诉求不无关系。
歌谣运动与新史学主张的密切关联，于沈兼士的下述言论中亦清晰可见。沈于1935年回顾北大国学门时指出：“研究所国学门于古代研究，则提倡考古学，注意古器物之采集;于近代研究，则侧重公家档案及民间风俗。” 。而歌谣无疑属“民间风俗”之列，此正是梁任公以来导民入史的新史学实践。沈兼士于1947年《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中亦指出:“近代史学之新发展，多借助于考古学及民俗学(前者是静的，后者是动的)，纵横经纬，合起来便成一种新的史学。”被作为民俗学对象和材料的歌谣，正是被作为“动的”史学材料纳入新史学的框架。
其次是歌谣运动、白话文现代学术体系的确立、原有的文言文传统学术体系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者的关系派生于胡适“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之“输入”“国故”“再造”三者之关系。新文化主张者这一被扩大的“国学”也是被“科学化”(=西方化)或现代化的“国学”。与此迥然有异的则是章炳麟的“国学”，后者指的是建立在文言文之上的传统学术，这一时期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其民族主义意识尚表现于如何避免既以白话文开启迷民智，又力避 “国学”“国故”所植根的文言文学术体系被白话文学术的“侵蚀”之上。它蕴含了抗衡学术与文化之西方化的意图。换言之，严格说来章太炎并非一味排斥白话文，而应是持以文言文为主兼收白话文的二元立场。
胡适的“整理国故”亦蕴含着其将“现代化=西方化”的中国学术相对化的一面。在此意义上他一方面全面反传统，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一目标 ，将文学与国语运动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抱有平衡旧新之学的心态。虽然表面上看胡适将新的西来之“文学”与传统的“国故”拉开距离，但根本上胡适却抱有某种企图：藉整理国故以令新文学获得新“统”的地位。
所谓国学，桑兵曾定义为相对于西学的传统学术，但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自然延伸，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之下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 。尽管章的国学确是对应于西学，而且他对西学也表现出巨大关心，并一定程度将其融入自己的学术，但是，线性的“现代化”转型未必完全适用于章。上述定义较适用于“新国学”的人们。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的学术并非传统学术的自然延伸，比如说尽管新文化建设者关注的歌谣也“传统”，但在章氏的“国学”看来却未必那么“学术”。事实上两者之间似同又异。首先，虽然两者对“国”的想象未必完全相同，但是两者都置“学”于“国”之中，因此可以说是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其次，比如，就语言学而言，章炳麟一反视小学为经学考据之附庸的传统，率先将小学独立为文字语言之学 ，并因此亦使之通俗致用，用以整理活语言(方言口语)。加之经学之不存，沈兼士等的语言学研究延续了章炳麟的这一态度 ，并因此高度关注歌谣中的方言问题。但与章炳麟最大的不同是，沈兼士的方言研究是“国语”建构的一部分，是“新国学”框架中的方言研究。如其所言，这一方言学并非“目治的注重文字”，而是“耳治的注重语言”，而章炳麟的方言研究恰恰是为了从音的角度阐明目治之文字敷衍的轨迹。沈氏的方言学并非 “片断的考证”，而是以“系统的方法施行历史的研究”;并非“孤立的研究”，而是除了注重与传统学科的关联外，也注重与非传统的新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新学的关联 。这些均未见于章氏之“国学”。所以，沈氏之“新”“国学”正合桑兵定义之“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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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200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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