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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启蒙运动之后，科学成为理解知识的范式，实证性和合理性成为判断真理和权威的标准，一切知识和叙事，必须接受经验和理性的检验，凡是不能被证实和说明的，就是迷信和神话，探讨这些迷信和神话的来历并进而破除迷信和神话，成为启蒙主义神话学的首要任务，神话和迷信一道，被归结为原始人的人性缺陷和思维病态。随着殖民运动对现代“原始”族群和落后社会的发现，这些族群和社会中，那些无法纳入西方理性知识和实证科学范畴得以证明和说明的本土知识和叙事也被贴上了“神话”的标签。“神话”一词以及神话学学科实际上成了西方中心主义区分“现代”与“传统”、“文明”与“野蛮”、“西方”与“非西方”的权力话语。
与此同时，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过程中，本土草根社会中世代流传的神话则被民族主义者作为弘扬本土传统、强化民族认同的依据，因此，神话在本体上的真理价值、教化功能和审美魅力被重新发现，从而形成了以德国神话学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神话学，阐发神话荒诞外表下的真理和智慧以及这种真理和智慧的古老渊源，藉以批判启蒙理性和实证科学，则是浪漫主义神话学的主要旨趣。
神话学这门西方学科在清末民初随着启蒙主义思潮和西学东渐运动而被引进中国学术界，神话学初入中土，就面临着在原本缺乏神话学的中国学术传统中“发现神话”的任务，因为唯有在中国发现神话，神话学在中国才有立足之地。古代典籍中，尤其是古史传说中，那些涉及天地开辟、文化造物等内容的言辞荒诞的故事，因为无法被史料证实或无法被理性逻辑说明，就被顺理成章地当成了神话，经过以顾颉刚、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茅盾为代表的人类学神话学派和以袁珂为代表的文学派的努力，诸如此类的文献资料被从华夏传世典籍中抉剔、区分出来，构成了华夏古代神话的资料集，神话学这个外来学科遂在中国现代学术中落地生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随着民族学、人类学调查的开展，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中那些涉及开天辟地、人类诞生、天灾人祸、族群迁徙等的内容，也被作为“活态神话”，纳入神话学研究的范畴。
总之，“神话”这个看似简单的学术术语，其实并非那么不言而喻，而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术语，这些歧义的背后则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潜行默运的权力机制。
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中，“神话”常常被与史诗、歌谣、谚语、传说、故事、笑话相提并论，并通常在文体论中有论述神话的专题，但是，实在说来，神话并非一种能够与史诗、歌谣等相提并论的有着特定体裁、题材和作品集的文体，它甚至不是一个模糊边界的文类，它只是一个话语范畴，这种话语范畴也并非是有其现成的特征和边界，将这种话语范畴与其他话语区分开来的界限，与其是现成的、客观存在的，不如说是由“神话学”这门学科所人为地划分出来的。柏拉图把与书写传统相异己从而无法被其所理解的口头传统命名为神话，启蒙主义神话学把非西方和非现代的无法被科学理性理解和证实的话语和知识命名为神话，中国现代神话学把古代典籍中符合西方神话标准的记载和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命名为神话，“神话”只是神话学从其先在的真理和知识标准出发对某种话语范畴的划界和命名。因此，与其说先有现成的神话资料集，然后才有谈论神话的神话学，不如说是先有了神话学这门学科，然后，才由这门学科为了自身的成立而从话语总体中挑选出一些符合其“神话”判别标准的话语，作为研究的材料，也就是说，在神话学之前并不“客观存在”着某种与其他话语有着明确区别的神话这种东西，神话其实是神话学建构的产物。正因为神话的诞生与神话学的诞生密不可分，因此，在西方语文中，mythologｙ一词，既指神话学（the field of scholarship dealing with the systematic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myths），又指神话集（a body or collection of myths belonging to a people and addressing their origin, history, deities, ancestors， and heroes），也正因此，我们才不得不把“神话”和“神话学”放在一个词条进行叙述。
文章来源：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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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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