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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是两类，一是古典文献中记载的“神话”，一是野蛮民族口头流传的“神话”，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对象也同样包括这两类，一是文献研究，一是田野研究。
前一类所谓“神话”已经被证明完全是无中生有，那么，后一类所谓“神话”，即野蛮民族的口传神话是不是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神话呢？
其实，它同样是西方神话学和人类学强人所难的建构和捏造。
那些被当成神话进行研究的所谓野蛮民族的神话，在野蛮民族那里，从来就没有被当成神话，野蛮人根本就没有神话这个概念，对于他们而言，那些世代相传的故事是真实的，那是他们祖辈的经历，是他们赖以生存和维系团结的真实知识，那就是他们的历史。他们把他们的口头传统当成历史，就像有文字会读书的民族把《尚书》、《史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帝国兴亡史》、《中国革命史》当成历史一样，他们的口传历史甚至比我们的书写历史更可信，也更被人坚信不移。如果非要说它们是神话不可，那么，《尚书》、《史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帝国兴亡史》、我们在大学里面学的《中国革命史》也同样是神话，而且，后面这些书面神话中的虚构因素一点也不会比野蛮民族的口头传说中的少。野蛮人的口头传统和文明人的书写传统，在各自的族群和社会中具有完全相同的地位，发挥着完全相同的功能，它们之间的区别，并非质的，而是量的，在于其传播媒介、修辞手段和叙述逻辑：一个是口头的，一个是书面的；一个是具象的，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叙事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是人格化的，一个是规则化的……
那些被神话学和人类学视为野蛮人的神话的东西，说穿了，就是无文字族群的口头历史。
或者说，所谓神话，无非就是与书面历史不同的口头历史、口头传统。
因此，要真正地理解“神话”，适宜的工具不是神话学，而是口头传统理论，唯有抛弃了书写文化和神话学的傲慢与偏见的口头传统理论，才能如其本然地聆听和理解口头历史（神话）。
书写文化把书写修辞和逻辑绝对化，因此就无法理解口头传统，因此就把口头传统的叙事蔑称为神话，把它与书写文化的历史区别开来。
口头传统理论把书写修辞和逻辑相对化，认为它只是口头文化的衍生物和替代物，因此，能够破除书写文化的概念迷障，把神话绝对化，并用神话概念来统摄和批判所有形式的叙事。
口头传统理论的重要贡献，不仅仅在于它让学术世界发现了一直沉默无语的口头传统，更重要的是，它让学术世界发现了书写传统，让习惯了书写传统的学者能够超越于书写传统之外，对书写传统的有限性和历史性进行反思。发现口头传统，那仅仅是开辟了一些新的学术领域，而发现书写传统，则是颠覆了传统的知识哲学，建立了全新的知识哲学，这才是口头传统理论的精义所在。
其实，神话一词和神话的观念本身，就是书写文化的产物，柏拉图发明了神话，同样是这个柏拉图，把游吟歌手赶出了“理想国”的大门，同样是这个柏拉图，发明了建立于视觉隐喻（书写）之上的形而上学。柏拉图所谓神话，无非是口头文化的遗留。
由于“神话”一词的滥用，导致对这个词的理解上的昏乱和悖谬，我们往往赋予“神话”一词以完全相反的涵义，一方面，我们说，神话是虚幻的，另一方面，我们又说，神话是真实的，一方面，我们说，神话是粗鄙的，另一方面，我们又说，神话是崇高的，一方面，我们说，神话是原始的，另一方面，我们又说，神话具有永恒的魅力……
西方人和文明人（知识分子、读书人）之所以给野蛮人的叙事贴上神话的标签，不是因为神话这个词能够确切地精确地表述它们的内在属性，不是因为这个标签适合于它，而是为了把这些野蛮人的故事与文明人的故事区别开来，把它标志为文明世界的“他者”，是与理性的、明晰的、系统的文明叙事相悖谬的混乱的、原始的、粗糙的东西，“神话”这个名字，是一个羞辱性的标签，体现了西方、文明、主流和权力的偏见和傲慢。当我们把一个族群的叙事成为神话时，我们就已经自以为是地预先把自己摆在理性、科学的高度上了，我们就已经对对方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审判和挑剔的眼光了，我们不是去认真地倾听它们的故事和吟唱，而是时刻准备挑剔其中的荒唐、迷信和“原始思维”。
神话学话语是一种宣判的权力，而被神话学看中的对象则立刻就丧失了自我辩护的权利。
因此，对于文明人来说，当务之急不是拿着神话的标签到处乱贴，而是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所一直辗转于其中的生活、自己一直深信不疑的故事和知识中有多少原本只不过是莫须有的神话，甚至比野蛮人的故事更野蛮更昏乱的神话。
后现代的神话学，应该是一种自我批判的神话学，包括对神话学的批判，对人文学术制度和观念的批判，以及对科学、理性、历史和文明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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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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